随着近年来全球生物医药发展进入下行周期，各国开始从政策端发力，试图为生物医药企业的研发和生产提供更优的环境。今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发展。其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2日发布的《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以下简称“浦东方案”）明确提出“依照有关规定允许生物医药新产品参照国际同类药品定价，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打破了现有有关政府部门创新药定价模式，为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曙光。

6月21日，2024中国医药创新政策论坛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召开。围绕现行创新药定价机制、“浦东方案”的制定与未来的发展影响，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清，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以下简称“中国药促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中国药促会医药政策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善联以及辉瑞中国区副总裁、市场准入及商务部总经理钱云在现场展开讨论。

“浦东方案”突破性地关注到创新药的定价机制，在业内引起巨大反响。但方案自今年1月发布至今，仍未出台配套实施细则。创新药的新型定价机制，也成为本次讨论的重中之重。

回顾近年来我国的医保谈判历程，每年谈判药品平均降幅均超过50%，最高降幅达61.7%。在降低患者用药负担的同时，我国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创新药全球价格“洼地”。当前，我国的药品价格比最低国际参考价中位价低约39%，胡善联教授表示，要建立新的定价机制，首先要走出价格洼地，不要成为国际定价中最低的国家。

针对国内创新药，则要破除原有的有关政府部门创新药定价模式，将创新药的定价权交还给产业与市场。这就需要医保体系对此进行适配，及时进行调整。

宋瑞霖表示，当前，医保对创新药以固定比例进行支付间接掌控了创新药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他建议要落实保障企业自主定价，同时医保应取消固定支付比例，与商业保险等支付方建立衔接机制，实现多元共付模式。医保还应根据创新药的不同情况建立有别的协商准入等创新准入模式以扩大支持范围。此外，还要加强对价格的持续监管和监测机制。

瑞霖表示，事实上，在进入正式的谈判前，通过审核的创新药已经做了药物经济学评估，也进行了医保基金压力测试，同时还结合了临床医生的意见，最后的谈判本身应该是医保部门与企业围绕测算结果进行合理的“讨价还价”。但“信封价”将这个测算结果完全隐藏，成为仅医保部门单独可见的准入门槛。企业在谈判时无从估量，只能靠“猜”来赢得入门资格，即便已达到“信封价”也会在一次次的试探中不断降低价格。“这不是谈判，而是一场医保部门对药企的考试，创新企业和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宋瑞霖说。

对此，他认为，医保部门应在谈判前公布测算结果，建立“亮价”制度，申报企业可根据结果自行决定是否前往参加谈判。

胡善联教授也持赞同意见。数据显示，自2020年至2023年，通过审查的创新药在谈判阶段的成功率维持在50%以上，其中2023年达到了84.6%，仅有15.4%的药品没有成功。“如果公布了测算结果，那么这15.4%的几率是否也有降低的空间，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保存我们的谈判成果，让更多创新药造福患者。”胡善联说。

讨论现场，张清从政府部门的角度出发，提出创新药相关政策的改革，对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来说，首先是思想上的开放。当前我国创新药领域，部分制度和规范落后于行业发展，在及时调整政策条款的同时，在思维上也要与时俱进。

另一方面，是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不仅局限于医保和药监部门，发改委、科委等部门也要参与进来，共同推进改革的进程。

作为大型跨国制药企业的代表，钱云也针对“浦东方案”表达了期待。她提出，不论是内资企业还是跨国企业，都乐于看到相关部门对产业的重视和扶持。“浦东方案”的发布，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也给生物医药行业带来了新希望。她期待未来有更多关于后端产品生存的政策出台，推动创新药在临床的落地使用。

讨论的最后，宋瑞霖总结到，尽管“浦东方案”试点的各项细则尚未颁布，浦东地方主管部门也无需彷徨。宋瑞霖表示，纵观我国的发展历史就可以发现，改革往往都是由点及面，循序渐进的铺展开来。此次在浦东的试点，也是我国创新药领域一次新的历史进程的起点。在进行试点的过程中，不仅要“试对”，也要“试错”。及时调整和改正小范围领域的错误，才能走向正确的道路。

“变革往往催生创新，助力行业的成长。”宋瑞霖说到，面对产业下滑的压力，行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台更加符合国家发展大局和产业发展规律的政策。“浦东方案”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开放并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让经济的发展回归自身规律，让企业的产品由市场去检验，从而给产业更多的稳定性预期和发展信心，是创新驱动国家战略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