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一场关于“关于推进生物医药现代化体系建设”的高级别闭门会议中，与会院士、专家和创新药企业高层围绕“现代化”和“体系”两大关键词展开激烈讨论。

一位在21世纪初回国创办Biotech的企业家表示：“过去20年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能够提供各种创新的治疗手段的国家，无论是药品、器械还是细胞疗法等。这对于一个人均GDP排名在全球六十位左右，医疗卫生总投入占GDP比重约7%的国家来说，非常了不起。”

历史数据显示，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均GPD排名分别占全球第134位和第95位，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则长期不足5%，近年来逐步提升至7%。同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也从二十多年前的73.7岁延长到77.3岁。

在生物医药产业内部，伴随着海外人才归国创业，政策端新药审评审批改革、医保准入动态调整、港股上市限制条件打开等，国内市场在过去几年经历了各类治疗手段和药品爆发、创新企业在海内外多地融资上市的“高光时刻”。

但上述企业家话锋一转，又谈到：“生物医药在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可为什么今天我们却感觉产业现代化这个体系整体仿佛在倒退？融资遇冷、研发投入下降，持续下去我想未来创新型的生物医药企业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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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国内重要媒体经济观察报发布社论《允许创新药有高回报》，呼吁监管方在支付端进行大胆变革与创新，因为“如果药品销售利润无法弥补新药研发的投入和项目失败的沉没成本，则资本方没有投入的动力，研发者也没有付出的动力，新药研发将难以为继，生物医药创新也无从谈起。”

事实上，上至顶层设计，下到具体准入，生物医药产业的各个环节都具有极强的政策依赖性。强监管是医药行业最突出的典型特征之一，但其另一面也意味着格外需要政策的正向引导和支持，这正是医药产业的“脆弱”之处。不仅在中国，放眼欧美乃至全球皆是如此。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早期，同样曾经历过源头创新不足、企业竞争力差等问题，并探索出各自的解决路径。

而当前国内生物医药产业陷入“高光”后的阴霾，从政策语境而言，困扰产业“看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聚焦在几点：

一是产业定位，生物医药具有鲜明的民生和科技双重属性。

在天平的两端，民生属性的一端要求药物和器械价低质优、薄利多销，正如前国家医保局官员在对外界解释医保谈判政策时，将创新药国谈比喻为“买包子”的思路。

而科技属性的一端，本质上则呈现出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创新药研发九死一生，一款成功的新药上市背后还要计入失败品的成本。

不同的定位侧重下，各国的产业投入和相应的经济贡献差异极大。但让天平两端得以平衡的价值共通点可能在于，无论作为事关国民生命健康的民生刚需产业，还是角逐国际军备竞赛的新兴战略产业，全球政治局势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的环境下，药品供应保障和生物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二是顶层设计，医疗、医药、医保三医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基础研究、成果转化、R&d研发、审批准入再到规模化生产最终投入市场，环环相扣步步相关，产业相关政策的协同性和一贯性有待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隐形高墙难以打通。

以医药研发的源头创新这一环节为例，在当前的转化医学制度下，国内临床试验的发起者以医药器械生产研发企业为主，靶点“扎堆”、低水平重复等问题突出，而真正从临床痛点出发进行的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则凤毛麟角，其背后是产业资源的配置问题，即如何引导研发企业和医院临床专家等将临床试验研究更加精准、高效地聚焦到“真问题”“真需求”上，从而研发出真实世界亟需的真正的创新药。

三则是更为具体的市场回报问题。

2020年，中国基本医保支出2.1万亿元，约占全国直接医疗支出总额48.8%，而商业健康险赔付为0.2万亿元，约占直接医疗支出的4.7%。十倍之多的赔付规模差异，正突显了目前中国创新药和创新器械支付市场极度倚赖医保基金的现状，而医保基金在“广覆盖、保基本”的历史定位下，实则难以兼顾引导医药创新产业的角色。
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着产业和风险投资市场对整个中国生物医药未来的发展预期，决定着VC/PE口袋中的钱是否愿意投向生物医药行业、投入多少，甚至决定着一家企业对于自己的存活时间和研发投入的计算，悬而未决。
今年以来，医疗器械投资景气度显著高于生物医药，有投资人却悲凉地评价：“创新药企业海水已经快没过头顶了，创新器械可能还在脖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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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消息是，中国医药市场支付端的生态正呈现出转变态势。

一方面，被称为“灵魂谈判”的创新药国家医保目录准入谈判，正如集中带量采购一样，呈现出趋于温和且可预期的走向。

在近期国家医保局公布的2023年国家医保谈判规则的意见征求稿中，创新药国谈续约的降幅政策出现“支付标准减半”“降幅扣除”等新增规则。作为市场上最主要、最强势的支付方，医保方利好政策的影响立竿见影，“久旱逢甘露”的创新药上市企业在二级资本市场全线飘红。

而回顾2022年谈判规则，当年更新的简易续约新规则要求“药品新增适应症后降幅将不超过25%”，有效提高了续约和新增适应症的可预期性和成功率。将两年的调整方向结合起来，不难发现其背后的政策延续性。

另一方面，基本医保以外的创新支付市场正在孕育，不仅包括普惠险（城市定制型健康险），还有形态更为丰富市场更为广阔的商业健康险。

5月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成立，随后的两个月里便接连发布了推进商业健康险发展的两大政策，一是6月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推进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与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信息共享的协议（征求意见稿）》，二是7月初《关于适用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述两份文件，前者意在打通此前掣肘商业健康险发展的底层问题——医保用户的数据壁垒。中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高达13.6亿人，医保方掌握着最全面且权威的中国人群疾病发生、就医花费等的庞大数据库，商业保险公司可据此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进行精准的产品开发，特别是老龄化趋势加剧下针对带病群体的健康险。后者则意在通过税优政策鼓励社会人群积极参保，从需求端引导大众树立商保意识。

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往往需要持续的正向引导和扶持，而支付端好比“牛鼻子”，指引着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也体现国家对于一个产业发展定位的直接缩影。

今年5月，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视察某一国际生物医药园时强调，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作为生物经济战略性产业，保障生命科学基础前沿研究持续活跃，加速生物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的同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古诗词中有一佳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其中意向正好比中国医药创新市场当下的境况：支付市场风起，大鹏乘着风挥翅而上，九万里行程不辞辛劳，愿风勿停，将创新医药这一叶蓬舟送到更广阔的山海天地间去。

7月21日，由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主办、艾美达医药咨询承办的中国医药创新政策论坛即将举办。本届论坛以“风鹏正举 笃行不殆”为题，聚焦医药创新发展新趋势和新问题，特邀业内精英专家学者围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协同创新”等关键发力点进行深入探讨，设置政策引领、临床研究能力、合规监管制度等专题论坛，以推动政策创新为导向、变革新阶段发展中的重大难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