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不少18A企业都面临同一个烦恼:缺钱。但也有些企业是例外,它们在资本市场景气度高点完成上市,从而手握巨资。
在这一情况下,这些公司可能此前的管线价值已被证伪,但依然有可能翻身。眼下,开始寻找新方向的生物科技企业不在少数,比如嘉和生物、歌礼制药等。
对于它们来说,因为手中现金足够,一切皆有可能。当然了,创新药研发,不确定性才是最大的确定性。这一过程并不容易,比如歌礼制药的乙肝治疗药物ASC22,似乎在一开始就遇到了向前的阻力。
如何找到正确的路径并耐心突围,是所有转型中的18A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寻找新方向
对于18A企业来说,不差钱并不意味着没烦恼。这一点,歌礼制药是典型:缺故事。
在丙肝赛道被吉利德消灭后,以丙肝药物起家的歌礼制药就陷入了一个困境,一个故事讲完了,但是下一个故事还没找到。
好的一点是,赶上18A东风,歌礼制药并不差钱。据2022年中报,公司拥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高达24.84亿人民币。
基于此,歌礼制药一直在“转型”,其中一个方向是PD-L1抑制剂的新适应症开发——治疗乙肝。其引进康宁杰瑞的PD-L1抑制剂,开展了多个针对乙肝的临床。
PD-L1抑制剂治疗乙肝或许前景广阔。该方向有理论基础支撑。同肿瘤的发展类似,T细胞数量的减少和功能的减弱,是慢性乙肝发展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PD-L1在慢性乙肝患者的细胞中过表达。
PD-L1抑制剂通过与PD-L1结合,靶向抑制PD-L1/PD-1免疫检查点通路,从而解除T细胞的免疫抑制,使得T细胞有余力来攻击乙肝病毒。
如果PD-L1能够实现功能性治愈慢性乙肝,那么等待着PD-L1将是另一片百亿蓝海。
作为一种由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脏疾病,乙肝在全球影响将近3亿人,国内高达8600万人。目前,乙肝的彻底治愈仍然无解。
这意味着,倘若谁能够率先攻下慢性乙肝,随之而来的想象空间也是巨大的。据普华有策数据,随着更多创新型乙型肝炎病毒药物上市,仅中国乙肝市场将从2025年的156.9亿元增长到2030年的723.3亿元。
也正因此,当2月16日歌礼制药宣布,PD-L1抑制剂ASC22可以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治愈后,2月17日早盘,歌礼制药股价一度上涨11%。
不过,在短暂的热闹后,冷静下来的投资者发现,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转型路上的荆棘
创新药研发不易。毋庸置疑,转型中的创新药企,也会面临诸多障碍。比如,歌礼制药的PD-L1抑制剂ASC22的临床数据,看似成功的背后,依然充满变数。
首先,歌礼制药仅披露了亚组数据。所谓亚组分析,是对全部研究对象中部分研究对象(亚组)进行分析。在该研究中,48例患者完成了24周1.0mg/kg ASC22的治疗以及随访,15例患者完成了24周安慰剂的治疗以及随访。
其中,在基线HBsAg≤100 IU/mL的7名患者亚组中,有3名患者在治疗期间实现了HBsAg清除,并在24周或41周随访结束时保持HBsAg清除,即42.9%的患者达到功能性治愈。
也就是说,光鲜的数据,是在患者HBsAg≤100IU/ml的情况下达成的结果。至于ASC22对于HBsAg>100IU/ml的患者而言效果如何,歌礼制药将想象空间留给了投资者。
其次,即便是亚组数据,ASC22也难言具备“想象力”。一方面,HBsAg低于≤100IU/ml患者,可能不需要过多治疗干预。
目前,我们无法将乙肝病毒从人体中彻底清除,目的是将乙肝病毒限制在非常低的水平,也就是所谓的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
对于乙肝功能性治愈的定义,是经过一定疗程(通常为24—48周),实现HBsAg清除;并至少在24周随访结束时,仍然保持HBsAg清除。当慢性乙肝治疗结束时,HBsAg水平<100—200 IU/mL,已经预示着乙肝复发风险较低,甚至HBeAg阴性患者都可以考虑停止治疗。在一些药企开展的临床试验中,就将HBsAg≤100 IU/ml作为临床终点。
比如,Vir开展的VIR-2218与PEG-IFN-α联用的临床II期试验终点之一就是,随访24周患者中实现HBsAg<100IU/ml的比例。这意味着,ASC22对应的患者群体虽然规模庞大,但是需求可能并不旺盛。
另一方面,ASC22的数据也不出众。
对于HBsAg≤100 IU/ml患者而言,上古时代的乙肝治疗药物长效干扰素都能起到较好的作用。
在我国专家牵头的珠峰项目、OSST研究都表明,对于HBsAg≤100的人群中,接受聚乙二醇干扰素α方案治疗48周的临床治愈率已经在50-80%,而ASC22不到50%。
相比于PD-L1,干扰素价美物廉,年治疗费不到1万元,而PD-L1的年用药费用可能需要超过3万元。
疗效不占优势,价格却更高,ASC22是否能够让病人买单,显然存疑。但不管怎么说,敢于入局乙肝治疗这一高难度领域,歌礼制药依然值得鼓励。创新药企的本质是探索,期待更多生物科技企业勇往直前。
用创新抚平创伤
一直以来,国内都是创新荒漠,与海外差距较大。而在政策、人口、成本等种种红利加持下,fast-follow策略极大促进了国内创新药的蓬勃发展,使得国内外创新差距不断收窄。
但过去几年那样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浪潮注定无法持久。本质上,那只是时代给予的短暂红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过战火的洗礼和寒冬的蛰伏之后,创新药行业逐渐回归理性,重新出发。这一过程或许不会太顺利,会充满荆棘,也可能会找不到方向。
对于歌礼制药来说,转型的阵痛还将持续存在。从新冠口服药到NASH(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药物,追逐热点的公司暂未找到转型的明确方向。
但好的一点是,手里有粮的歌礼制药还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自己要做一家什么样的药企,转型之路又该如何走下去。这也是大部分药企需要思考的方向。
不过,问题的答案或许也不难找到。
参考美国生物科技行业发展历程,一开始的 “黄金十年”由政策驱动,2000年之后则是完全由成功Biotech产品带来“价值回归”。
最终,能在一波又一波泡沫出清下留下的,是那些能够坚持初心,从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出发,探索真正有价值创新药的企业。只有创新,才能抚平所有创伤。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要做的是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初心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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