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院里直接应对传染病的科室——感染性疾病科（简称感染科，前身为传染科）由于病源减少，在以效益为核心的现行评价体系下，常常因「收不抵支」，被视为「鸡肋」科室。

由此带来的是感染科医生在待遇、地位、感受等各方面都处于弱势，留人难。（详见健康界系列报道：《医院这个科室「钱少、事多、脏累差」，却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医院里这个没效益而被「嫌弃」的科室：医院应宽松绩效考核！》

将防止抗生素滥用等纳入科室职能范畴，与临床微生物、院感控制两个科室联合，打造「三位一体」的大感染学科模式，成为业内公认的感染科发展方向。然而，转型却因感染科医生自身能力问题等，进程缓慢。

归根到底，弱势的科室带来弱势的医生，感染科的发展，需要的是一整套、一揽子方案，其中首当其中的，便是经济效益差的难题：转型发展、人才提升都离不开钱，可是钱到底从哪里来？

「感染科收治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传染病，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鉴于综合医院有限的财力，国家应当给予特殊财政支持，医院应当给予科室宽松的绩效考核。」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李太生曾建议。

「虽然目前国家给感染科有传染病津贴，但是一个月就几百块钱，激励效果不明显。」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医生王唯（化名）则向健康界建议，提高补助标准，或许应将感染科诊治传染性疾病这部分功能纳入公共卫生体系进行通盘考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市县综合医院传染科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其中提出了两大建议：

一是将综合医院感染科确定为一类事业单位，按1:1.8—2的床人比核定编制，实行「一类事业单位、二类管理机制」；

二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弥补传染性疾病专科运营亏损——直接将感染科发展难题推到了国家财政及政府头上。

国家财政为感染性疾病科的发展买单，到底可不可行？9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对上述代表提出的两个建议，首次进行了答

感染科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可行吗？

1990年代后，随着疫苗等手段出现，经典传染病发病率进一步下降，病人减少，传染病病种也越来越少。然而，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对感染科及医生却并非「幸事」。

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分为两类：公益一类单位即完全承担公益服务，不能由市场配置资源，不得从事经营活动，所有经费均由财政全额拨款；公益二类单位虽然具有一定公益性，但部分资源可由市场配置，允许有自营业务，财政将根据单位业务特点和财务收支状况等，给与经费补助，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
其中，公立医院便属于公益二类单位，自负赢亏，政府实行差额补贴。

2009年财政部联合原卫生部等5部门印发的《关于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意见》中明确了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规划内基本建设、设备购置、离退休人员、重点学科发展、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和政策性亏损补贴等方面的补助政策。

然而，连卫健委都承认，总体上政府对投入政策仍未落实到位，还需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这么多年以来，财政的政策性补贴基本没有，2021年的医改的政策性补贴到现在都没有到账。」河北一家地市级三甲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陆天华（化名）告诉健康界
综合医院感染科，属于医院内部科室，自然也属于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在自负赢亏、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病源不断减少、经济效益差的感染科自然「不受待见」。

不少医院都在不同程度上裁撤传染科，传染病医生们另谋他业，传染科自此开始「不断萎缩」，不管政府说怎么支持、怎么补助，都作用甚微。

据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杨友明回忆，30年前他刚进传染科工作时，科室还有40张床位，此后，其他科室床位逐步增加，传染科却逐渐减少，到2003年SARS前后，传染科只剩下15张床位。

即便是2003年「非典」疫情后，原卫生部曾明令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必须设置感染性疾病科，但至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大部分医院仍频频曝出「感染科医生不够、病房太少、隔离条件缺乏」等问题。

如武汉多家三甲医院都没有设置感染科。中国红基会字节跳动医务人道基金于2020年「武汉疫情」时资助感染医务人员最多的武汉 10 家医院中，有 5 家都没有感染科，其中就包括以 285 名医护感染位居榜首的、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从这次新冠疫情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感染科数量总体不足，感染科学科建设水平不高。」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世卫组织新发传染病临床诊治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主任、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卢洪洲告诉健康界。

那么，正如上述人大代表建议的，考虑到传染病诊疗的公共卫生效益，能不能将感染性疾病科剥离出来，明确其为「公益一类事业」，由政府全额拨款支持；同时在确保公益性的情况下，又给予一定经营空间，允许感染科医生通过多提供优质服务实现收支盈余，用于发放医务人员奖励及科室进一步建设。

实际上，2017年初，广东省卫健委出台文件，便允许基层医疗机构在保持公益一类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实行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省财政按照实际编制数以及每人每年1—1.2万元的标准核拨事业费。同时，允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多提供优质服务实现收支盈余，用于发放医务人员奖励。

那么，这一做法是否适用于感染性疾病科？卫健委对此提出了两个落地的关键问题：

一是在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中（公立医院），是否要单独设立公益一类单位（感染性疾病科）？
二是在同一医院内部，是实行统一的人事管理制度好，还是实行双重人事管理制度更有利于提高防病治病效率？

国家卫健委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只是表示将配合财政、机构编制等部门结合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工作进展，区分不同情况，加强研究和指导。

虽然没有完全采纳，但也并未完全否定这一建议。这或许也意味着，只要能提高防病治病效率，财政全额支付买单，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
感染性疾病科运营亏损，政府不搭把手吗？

随着病源持续减少，面对感染性疾病专科运营亏损、人员流失、不断萎缩等趋势，能不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方式进行弥补？这也是上述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

实际上，按目前的政策，公立医院承担公共卫生任务所需经费，都是由政府承担。各地政府也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公立医院开展公共卫生服务。

据卫健委介绍，医疗机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所需的防护、诊断和治疗专用设备以及快速诊断试剂采购等经费，均由地方财政予以安排，中央财政视情给予补助。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财政通过「特殊转移支付」下达补助资金200亿元，支持各地医疗机构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同时对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一定标准给予临时性工作补助，补助资金由地方先行垫付，中央财政与地方据实结算。

可以说，只要是公立医院或感染性疾病科承担公共卫生任务的，都由国家「买单」。

这是否也间接表示，政府只为公共卫生服务买单，感染性疾病科运营的亏损情况，并不在政府转移支付的范围之内？

「目前不单单是感染性疾病科亏损，全国各地的公立医院，亏损都是普遍现象。」陆天华认为，这绝不是一两个政策就能解决的。（详见健康界报道：《近一半公立医院亏损，最难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而谈到政府对感染性科室的全额补贴，他却并不乐观。「即使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全额补贴，也仍然面临业务上发展匮乏、感染科医生能力提升、职称晋升等诸多方面的窘境。」陆天华说道。

实际上，完全依赖政策支持反而是最危险的，如果政策发生变动，结果可能非常糟糕。「就像前几年取消高速公路的收费站，虽然对于行业发展是好事，但是长久以来，财政全额拨款下的收费员们，由于没有一技之能，下岗之后的生活并不好。」陆天华感慨道。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感染性疾病科的队伍也应该意识到，学科、科室乃至自身发展的根本之计，并不在政府是全额还是差额拨款，而在于科室与医生自身，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提供价值。

（应受访对象要求，陆天华、王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