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创新药研发越来越多地立足于开发“全球新”。作为在药企中扮演着药物研发“掌舵者”角色的CMO，承担着制定临床开发策略与项目落地推进的核心职责。对药企而言，优秀的CMO一人难求。一个优秀的CMO应当具备哪些特质？对Big Pharma、Biopharma与Biotech而言，CMO的角色与职责又有哪些差异？随着出海成为不可逆的风向与趋势，国际化又该怎样做？

复宏汉霖总裁 朱俊
Q=E药经理人融媒体
A=复宏汉霖总裁 朱俊

Q：大型跨国药企CMO的角色与Biotech公司CMO的职责有什么区别？

A：制定临床开发策略与项目落地推进是CMO最核心的职责。Biotech公司的CMO不仅需要在早期参与临床设计，更在全生命周期对临床试验起到关键作用。

聚焦到国内，对于飞速发展的中国Biotech公司的CMO而言，肩上的责任更大，工作“战线”拉得更长，需要在更早期的立项阶段介入。Biotech公司在发展中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面对“如何吸引资本投资”这一现实问题，一些尚未被验证的、真正的First-in-class早期由于尚未产生数据，可能难以顺利引来投资，而开展一些已经出现的、被验证的热门靶点或技术有助于企业顺利融资。但企业大量投入已知的热门靶点往往容易引起风险后置，甚至可能在四五年后很难找到合适的适应证开展临床，风险到那时就会显现。

规避研发风险也就成为了CMO的责任。对CMO这个岗位而言，一个难能可贵的能力是，对有问题的项目及时中止。因此对于国内Biotech公司的CMO而言，要能够及时“泼冷水”。在前期立项时，CMO就应该站在专业的范畴内，前瞻性地看到未来的风险，及时暂停一些没有研究价值的项目，CMO要学会说不，要学会判断，要学会及时地止损。

Q：从你的观察来看，国内的CMO群体现状是怎样的？

A：总体而言，CMO要具有扎实的医学教育背景与医学知识，同时不能是投机取巧或“抄作业”的人。

对目前国内的CMO人才而言，总体上，他们过去20年的从业经历，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比例要高于做临床研究出身的。

一个优秀的CMO应当同时具备基础研究和医生的视角。这类CMO在与临床医生的接触中，可以很快掌握药物发生的问题，同时与CSO（首席科学官）或研发立项的人有很密切的交流，能够更准确地抓住研发中最重要的关键点，做出更好的设计。仅具备基础研究的视角，在研发立项过程中对同质化资产更多的是从基础研究上做出判断，可能及时中止的能力偏弱一些；仅具备临床医生的视角，其临床经验相对丰富，在实际工作过程时，如临床试验设计中，通常会考虑得非常全面，但可能对成本与时间的考量不足。

Q：今年以来，药企尤其是创新药企在国际化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临床角度来看，你觉得有哪些方面的挑战对于国内药企来说是比较“头疼”的？又有哪些方面的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A：挑战是多方面的，做国际化，首先要求这必须是一款好的产品，同时，药企还需要有对相应市场监管政策的认知与优秀的临床试验设计方案。
全球化的视角是必不可少的，药企需要明确这个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是否有可做的价值。在推进临床Ⅰ期之前就应该明确，拥有中国市场的同时，是否还能拥有国际市场。如果失去了有前瞻性的全球化视角，一款药物即使在中国获得了成功，再想推广至海外市场就要面临不停“打补丁”的问题。
其次，出海要趁早，确定出海战略后要善于利用不同市场的特点来加速出海进度，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临床早期阶段有很大优势，可以在临床Ⅰ期阶段就开始出海。尽早地拿到相应人群的数据，不仅有利于通过不同区域的试验结果决策判断其后的临床试验策略，后续海外监管审批也更容易接受认可试验数据和结果。

Q：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对于中国药企的战略价值是什么？可能会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A：对出海的创新药企而言，作为一款新药在全球研发过程中积累全球临床试验数据的重要方式，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MRCT）对于一款新药的海外授权及监管审批都具有重要战略价值。MRCT在设计、实施、分析等方面比仅在国内进行的临床试验更为复杂，要求药企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计划的早期阶段就需要将全球患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在临床试验的方案设计上也需要考虑全球同一方案、不同区域患者的入组占比等问题。

Q：国内创新药研发整体上同质化比较严重，优质的First-in-class项目还是极少数。这不仅限制了中国研究者走向国际影响力的步伐，从临床研究的角度来看，同质化的项目也是在消耗本就匮乏的临床试验资源。从满足临床需求的角度和提升中国研发创新影响力的角度来看，这些跟随的项目还有没有价值？如何看待这种项目同质化的现象？

A：首先，如果从人口来看，靶点同质化在中国不是问题。以美国有3亿人口来算，目前美国已经上市7款PD-1产品，而中国有近15亿人口的市场，但国内并没有出现35款PD-1上市。

以肿瘤领域来看，产业中发现一个好的靶点，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涌入。实际上，靶点也是有限的，也不可能完全绕过。关键在于，适应证的选择和试验设计，不是只有被临床验证过的，才是好的、可行的。

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研究一个全新的靶点是风险前置，跟进一个热门靶点是风险后置。从0到1的原始创新虽然回报率可能很高，但成功的几率很小，而选择一个热门靶点回报确定性很高，投资策略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产业界的研发策略。虽然热门靶点具有较好的研发前景，但如果各家在适应证和试验设计差异化较小，四五年以后，可能就会呈现同质化的弊端。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CSO应当从基础研究上积累坚实的技术平台基础，而CMO的作用则是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比如依据产品独特的性质选择不同的市场和有差异化的适应证进行临床开发。

Q：现在大家都在讲“源头创新”，要做“FIC”，你认为中国下一步要做First-in-class药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源头创新的关键是基础研究，来自学术界或常年扎根实验室、有深厚基础研究背景与创新基因的科学家，做First-in-class的优势可能更明显。从近年来海外的情况来看，来自学术界的科学家下海创业建立小型Biotech公司的案例越来越多。从国内来看，很多中国的创业者来自于产业界，当然学术界的科学家加入创业也使行业逐渐火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