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行业讨论一类新药的定义，到如今，中国已经有三款创新药成功在海外上市，并且中国的创新项目不断获得MNC青睐。中国创新层次和成效日益显现。但是在全球化方面，中国药企仍旧是一个新生选手，对国际市场的出击仍处于探索阶段。

在这样的境况下，企业究该如何做自己的全球化布局，在哪种情况下、项目的哪个发展阶段出海最有利于当下的中国生物制药企业，他们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近日由E药经理人、微解药联合凯莱英共同策划的《大国新药》栏目，特邀凯诺医药首席战略官CSO殷琦、加科思董事长王印祥、亿一生物首席战略官前FDA生物制品CMC审评主任刘巨洪、亚盛医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大俊、恒瑞医药全球研发副总裁张连山，分享了他们眼中中国创新药出海的“槛”与“路”。

01 既要合作，也要保证利益最大化

在推进国际化的进程中，与MNC合作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学习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无价的学习机会。

例如亚盛与辉瑞、默沙东、阿斯利康等MNC实现了国际合作。但是与MNC的合作并不容易。与会嘉宾分享表示，默沙东要求合作药物进入临床二期，而且要有美国的数字，“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第二是，MNC选择的合作产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一定是他们没有的产品。

在国际合作方式上，国内企业比较喜欢将海外权益卖给MNC。而亚盛则在一部分的孤儿药或者小而精的临床未满足的需求产品里，坚持自己做，甚至做到 FDA批准上市。只要企业资金足够，或者开发目标清晰，越到后期，产品的价值越高，回报更大，风险更小。

在国际化合作中，“既要谈合作，还要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合作的前提是双赢，第二是，考虑在什么阶段，以什么样的标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企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双方的双赢或者多赢的交易架构，来整体的考量安排。

而加科思则设立了直接且简单的策略，“要把核心项目在FDA的IND做到全球前三”，以提高与美国大药企合作的可能性。与会嘉宾透露，得益于这一策略，加科思的国际合作项目以跨国药企主动合作为主。并且当前，有多家MNC正与加科思探讨新合作机会。

能够获得MNC的合作，对于国内biotech公司有诸多利好。不仅极大缓解新兴biotech公司的经费紧张问题，还能够帮助他们撬动更多的临床资源，让产品获得更多的开发机会。例如，2020年5月，加科思与艾伯维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开发加科思自主研发的小分子抗肿瘤药SHP2抑制剂（包括JAB-3068和JAB-3312）。加科思的SHP2抑制剂是全球第二个获得美国FDA批准进入临床试验的项目。

根据披露的信息，加科思将收到最多8.1亿美元（约52亿元人民币）的里程碑付款。产品上市后，加科思拥有大中华区的全部商业化权益，艾伯维负责海外市场销售，加科思将收到百分之十几的销售额作为销售提成，而且不用支付任何的生产费用、销售费用。也是在合作方的支持下，加科思正在全球三十多个临床中心展开SHP2抑制剂单药及联合用药试验。若仅依靠Biotech公司自己很难实现。

与大药企合作的另一巨大优势，就是能够加速产品尽快迈向商业化进程。对于药企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IND申报时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产品，在后期临床开展，以及产品获批的时候仍处于全球前列。若企业能够在二期临床或者，2b期，3期临床的时候，获得与大公司合作的机会，借用他们的经验、临床实力，则有助于将产品快速推到商业化。

此外，与会嘉宾建议，在合作的过程中，要加强沟通，克服语言障碍以及文化差异，相互尊重做好联盟管理。同时，企业还要把自己的数据包装好，除了新之外，数据的质量也非常重要。企业在看外部项目时，也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研究数据。

02 均衡风险与效率，选择最佳出海时机

那么从法规监管的角度来看，企业在产品研发的哪个阶段出海，更适合当下的国内生物医药公司？这是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与会嘉宾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美国在早期临床试验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尤其是靶点比较新的产品，更倾向于在美国做早期临床。而到了2b期以及三期临床，试验方案已经确定，计量确定，探索性的工作已经完成。这时，在中国推进会有更大的优势。

选择早期临床在美国进行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考虑。

一方面，在早期爬坡试验时期，需要患者数较少，从IND提交到第一个病人入组，美国比中国至少快半年左右。另外，在美国做早期临床，除了可以实现临床加速以及丰富、专业的PI资源之外，更容易凸显项目的BD价值。与会嘉宾表示，如果产品早期试验在美国进行，美国的大公司可以直接去访谈相关的PI，也更容易接受认可试验数据和结果。

另外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就是PI。美国医生更欢迎靶点比较新的项目。美国临床试验医生，特别在早期探索的时期，用于研究的时间更长。我国的医生，由于有大量的临床工作，用于研究性的项目的精力和时间比较少，这也意味着企业在项目上耗费的时间也会更多。

在对新项目安全性的态度上，例如肿瘤药的毒素反应，美国医生的忍耐度要高很多。中国的医生相对来讲，在早期探索时就期待产品安全性很好，能很快看到疗效。一旦出现毒副反应，美国大部分医生更倾向于判与药物无关，而中国医生在尚不清楚具体原因的情况下，基于医患关系以及责任划分等因素顾虑，更容易判断与药物相关。
但是在美国推进临床试验的同时，有嘉宾建议企业要同时开启中国的IND申报，实现中美双报。

之所以如此建议，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开始接受国外临床的数字。例如同一家公司的同一个产品，先在美国做一期爬坡试验到一定阶段之后，在中国的试验，不用从最低剂量开始。另外，考虑到中国的审批效率，以及遗传办等机构的审批耗时情况，也要中美同时开启准备，而不是美国做完了中国才开始接上，这样可能会耽误半年的时间。

另外决定企业在何处做临床试验，还要考虑具体的试验成本、药物特点以及不同国家对于科学的认知等情况综合判断。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新药开发是失败率非常高的高风险行业。企业追求临床效率的同时，也要注意，随着临床一期、二期、三期的推进，公司投资的风险也成级数上升。若项目无论是安全性，有效性方面不适合临床，那就要尽早果断停止。企业在前期临床，特别是早期开发时，追求速度的同时，也要平衡风险，不同国家的法规，不同审评人员的观点，也会影响实验的设计和临床试验推进的速度，企业要理性考虑先在哪里做。

03 实现创新价值最大化，FDA批准是关键

其实每家企业出海进行全球化布局不同，但是对于创新药企而言，选择出海肯定是为了实现创新价值的最大化。

关于出海，主要有三条道路，第一，企业自己去推进，但要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第二，找合作伙伴来做，实现互惠互利；第三是，将产品直接对外授权出去。

目前我国的大多数药企仍在不断学习中，以多种模式实现自己的国际化，企业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应根据企业自身情况，量身打造一套策略，才能把国际化做好。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获得FDA认可已经成为产品出海的重要技术指标，一项产品获得FDA认可，不仅意味着企业产品可以进入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意味着产品在更多的国家更容易获得认可，同时企业可以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进而反哺企业的创新。

不过，与会嘉宾提醒企业，企业出海不仅手中要有新产品，更关键的是产品未来能够抢占市场，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欧盟。药物的上市申请和IND申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IND申请时，企业工作的重点是，证明药物确实有用、有效、安全。产品上市申请时，除了具备优秀的临床数据之外，FDA更关注的是，企业能否保证10年之内生产的产品每个批次质量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