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无人可以否认，医药行业是高科技行。药品，从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到非临床，临床，以及工程科学范畴的CMC药学研究，等等一直到上市，整个生命周期涉及到的学科，据称数以百计。

当整个行业都把目光和资本聚焦在上述学科（大多是自然科学）时，作为全球监管科学领头羊的 FDA，开展了一项颇为有趣的研究，提醒医药从业者关注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领域。FDA 当然不会为了有趣而研究。这项研究，同样是科学，不过是社会科学，涉及社会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同样与 FDA 的职责十分相关，因为研究结论能够有力支持其监管科学进步。但对于药企，这项研究，以及同类的一系列研究，可能关系到数以亿计美元的药品销售额。

这项题为《医生如何解读肿瘤处方药推广中有关不确定临床价值的数据》（Physician Interpretation of Data of Uncertain Clinical Utility in Oncology Prescription Drug Promotion）的研究，是由 FDA 的处方药推广办公室（Office of Prescription Drug Promotion）发起，历时两年，最终论文于2021年9月发表在《肿瘤学家》（The Oncologist）。近日，FDA 在一项药物信息协会（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的广告与推广法规事务会议上，再次提及该项研究的发现。

一个研究，和一个也许性命攸关且价值连城的问题

医生们经常收到药企发来的肿瘤药市场推广材料，里面通常包括各种初期的或探索性的临床数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医生是如何解读这些数据的呢？

听着有些无关痛痒，那么换个问法：这些数据是如何影响医生开处方时的决策？

这个问题，对于患者，也许性命攸关；对于药企，可谓价值连城，于是对于 FDA 的监管，也就至关重要。

然而这绝不是一项研究可以回答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这项研究中来。

FDA 研究者提前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梳理了诸如下面一些结论：

——药品推广材料里的初期或探索性临床数据，通常是经过摘选的（selectively extracted），如果不放在背景数据中审视，可能会夸大药品疗效。药企内部文件也佐证这一点，FDA 也为此发出过不少警告信。

——医生通常非常自信，认为自己的处方行为绝不会受推广话术的左右；然而，医生毕竟也是人，有研究表明，医学专家，如同其他任何行业的决策者们一样，容易受到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的影响。

——如果运用得当，数据显示（data display）技巧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工具，帮助医生更好地理解临床试验结果。然而，目前常用的数据显示技巧，因为包含太多统计数据，很容易产生误导。

FDA 审视了上述种种研究结论后，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明确的问题，成为此项研究的课题：

如果在药品推广材料里披露临床数据的局限性（包括方法学的局限和实际局限），并阐明该药品具有“不确定的临床价值”，是否有助于医生更准确且更有效地解读临床数据呢？

试验设计：基于现实产品的推广材料

该研究采用了2试验组（变量1）与2试验组（变量2）交叉，再加1控制组的设计方案。

其中，变量1是“临床数据局限性”的披露方式，分为“技术性披露”（technical）和“非技术性披露”（nontechnical），顾名思义，后者更简洁，直接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下结论，而非罗列数据。

变量2是“临床价值不确定性”的披露与否，即“披露”（present）与“不披露”（absent）。

控制组则“无披露”（no disclosure），即上述变量1或2均不涉及。

试验共募集1531名医生作为受试者，采用基于实际参照药品的推广材料，分3组同步开展，具体设计如下表：

试验设计
试验属性
试验1(n=495)
试验2(n=504)
试验3(n=532)
参考实际药品
考比替尼+维罗非尼
埃罗妥珠单抗
去铁酮
虚拟商品名
Xedaliti + Vulpafen
Xedaliti
Fexxoper
数据显示的技术
危险系数森林图
相对风险降低的KM曲线
多临床终点的柱形图
数据局限性
探索性亚组分析，应慎重解读
次级终点的中期分析，无显著性结果
汇总分析，但存在许多方法学的局限性
“技术性”与“非技术性”披露的区别
去掉统计学程序、分析和结果中的技术术语；直接下明确结论；无需背景知识；去掉额外的数据。
包含说明性示例（试验1和试验3）
上表翻译主要用于理解下文的结果和结论。
试验的问卷设计、数据统计和分析在此从略，有兴趣的识林用户可至下面地址查阅原文：

https://theoncologist.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onco.13972

试验结果：医生们解读推广材料后的答题情况

——对临床数据的分析、结果和局限性的理解

平均来看，医生们正确回答了大约一半的理解测试题。其中，阅读了“临床数据局限性”内容的医生准确率比控制组更高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个结果支持了 FDA的建议，即提供形象化的数据的同时，也不妨披露相关的背景信息，告知分析和结果所存在的局限性，这更加有助于医生理解数据，而非妨碍或歪曲。

——对药品声称的临床价值的判断

31.0%-56.0%的医生正确地判断出推广材料中的数据不足以转化为临床疗效。其中，试验1和试验3中，向医生披露了“临床数据局限性”的内容并未影响他们对“临床价值”的判断。换句话说，药企刻意“掩饰”一些对数据不利的局限性信息，也许并无效果。

——对证据支持力的认知

3组试验中，10.7%-33.3%的医生错误地认为推广材料对药品疗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尽管读过“临床价值不确定”字样的医生倾向于认为证据不足，但相比控制组并无差异。也就是说，推广材料对于医生们对证据支持力的认知没有显著影响。

——对药物获益的认知

平均来看，基于推广材料中有限的信息，医生们倾向于相信患者将从药物中获得一定的收益。同时，研究者也发现，即便向医生们披露“临床价值不确定”或“临床数据局限性”，也并未影响大家对药物获益的认知，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对临床终点进展的认知

平均来看，医生们倾向于同意药物有助于临床终点的进展。相比控制组，阅读过“临床数据局限性”材料的医生更少持有这个观点，这一点也并不意外。

——对“非技术性”或“技术性”披露的偏好

3个试验组里，大部分医生都更偏好“非技术性”的明确的披露。如在试验2，尽管 KM（Kaplan-Meier）曲线所呈现的结果来自于一个统计学上并不显著的中期 OS（总生存期）分析，但就因为加了一句：“目前为止不能得出 Xedaliti 产生 OS 获益的结论”，试验2的医生们对药物获益的认知相对要弱。简明直白的结论陈述，要比仅仅一堆数据更有效。

同样的结论，FDA怎么用，药企又怎么用？

FDA 从这次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充分认识‘临床数据局限性’，就会导致对临床价值的错误解读......披露这些信息，很有可能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理解数据。”

FDA 毕竟是监管部门。于是，“FDA可以基于该结论，提供最佳实践的建议，（要求药企）在推广材料中包含相应的披露，帮助（医生和患者）获得更确切的信息......药企也可以利用这些结论，更好地开展合规工作，尤其是21 U.S.C.352[a]; 21 U.S.C. 352[c]; 21 U.S.C. 321[n]中对于推广信息披露的要求”。

但药企仅仅只是考虑“合规”而已吗？

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试验（尽管往往并不被视为“精密的科学”）都在指向一个事实，即，无论学历高低，地位迥异，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认知偏差，从而影响其决策，这包括政客、法官、教师、律师、选民，当然还有医生，药品审评人员，GMP检查官。

回到那个大问题，如何影响医生的处方决策？

中国已大步走向医药创新时代，过去“行之有效”的答案也越来越行不通。负责任的药企，也许可以更多地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真正做到“学术”与“推广”并重，基于准确无误、完整可靠的数据，以基于科学的信息沟通方式，帮助医生获得不偏不倚的认知。

作者：识林-实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