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了。对我而言，最有价值的便是剩下的时间，时不我待，如何让每个小时都迸发出最大的价值则是我最大的挑战。”


云顶新耀首席执行官 薄科瑞（Kerry Blanchard）

今年67岁的薄科瑞（Kerry Blanchard）将这份价值贡献给了云顶新耀。作为最早一批来中国工作并扎根于此的美国科学家之一，2020年2月—在中国的第十个年头，薄科瑞出任成立不满三年的云顶新耀首席执行官。

又是2年多时间过去，无论云顶新耀还是薄科瑞自己都到了下一个阶段。

01
云顶新耀的“新模式”

二十年前，薄科瑞第一次到中国。他很清晰地记得，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制药公司的业务都是基于制造生产单一化合物药物，完整的药物研发体系几乎没有。
“2002年我刚到中国时，中国跟国际上创新制药的差距大概有20年，现在已经缩短到2~3年的差距了。”薄科瑞说道。

从2002年到2010年，制药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那些简单的化学公司、生物实验室慢慢融合成了制药公司，能够集中去处理大型的研发项目。而2010年至今这种“进化”更加完善，真正发展到了创新药研发非常迅速的新时期。

“现在中国乃至全球最弱的部分，就是去发现可以去发明、去实现创新发明的机会。未来衡量中国创新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中国的创新药市场中，有多少比例是由中国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而不是外国公司。”

“自主研发”深根于薄科瑞所带领的云顶新耀，“不可或缺”。上任CEO以来，科学家出身的他已经为云顶新耀逐渐搭建了一种新模式——通过外部引进加速自主研发平台的早期构建。

过去一年云顶新耀延续着License in上的闪耀纪录，其中最亮眼的莫过于与加拿大mRNA生物技术公司Providence Therapeutics的合作，一举获得了新型新冠疫苗和经过临床验证的mRNA 技术平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与Providence的合作中云顶新耀将合作范围从产品扩大到了平台，同时前2款mRNA合作产品交易条款设置成了50:50模式，通过在这两个项目上的合作让云顶新耀具备完整的mRNA新产品研发能力。

在交易发生的2021年9月，中国已经批准了7款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或上市，还有5种疫苗处于临床阶段。在这个时间点引入一款新冠疫苗将会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而另一个艰难的地方在于，疫苗与药物的不同逻辑让一般医药企业望而却步。

薄科瑞也承认，“疫苗和药物确实大不相同，比如在监管、GMP标准上，以及商业化的模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们把疫苗团队当做单独的业务模块来组建了一支团队，与药物团队分开运营。”

而外界认为的疫苗与药品技术路径不一致的难，在薄科瑞看来并非高不可攀，“我认为在研发层面做mRNA是非常容易的，一旦你知道了靶点，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设计出mRNA，比小分子、单抗都更快。”薄科瑞的自信源于，他此前在礼来的时候就已经大量接触了核酸、反义核苷酸、siRNA的研发工作。

云顶新耀对这一选择异常笃定。云顶新耀跻身成为目前国内唯二运营疫苗和药物两大平台的中国创新药公司。

不仅如此，这笔交易在商业上的成功之外还给行业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云顶新耀将通过mRNA平台开启自己的内部研发之旅。

短期的发展之外，云顶新耀还看中mRNA技术平台的应用前景，以及更长远的未来。薄科瑞表示，“COVID-19产品我们认为可以达到Best-in-class（同类领先）的水准，而能够将整个mRNA平台引进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云顶新耀的早期发现、生产方面有显著意义。”

切入mRNA赛道后，在新冠疫苗系列上，云顶新耀将持有PTX-COVID-19-B（加拿大临床 II 期）、PTX-COVID-19-Variant（临床前）等产品的完整技术转让，根据浦银国际统计模型推算PTX-COVID-19-B最终有效率可能超过90%，或有潜力成为Best-in-class新冠疫苗。

新冠疫情已进入第三年，云顶新耀合作开发的新冠疫苗加入了WHO的团结试验。薄科瑞认为，就目前来看国内大多数新冠疫苗还需要打加强针，至少每年需要打一针或多个加强针。而且在过去20年里全球爆发了多次疫情，像SARS、MERS，在未来5~10年可能还不排除会有更加严重或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不仅仅如此，薄科瑞已经考虑好了利用mRNA平台做什么。据他透露，除了和Providence 共同研发 2 种预防或治疗性 mRNA产品外，未来或许会考虑利用该平台进行癌症疫苗的开发。这也是自研团队刚开始的尝试，“我们会利用这些资产持续进行云顶新耀的早期研发，在未来的两年到两年半进入临床阶段，之后我们会逐步拓展到肿瘤和肾病。慢性肾病近年来已经上升为全球十大致死因素之一。在被中国CDE认定为突破性治疗品种后，治疗IgA肾病的创新药Nefecon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启动在中国的上市申请。”

早在一年前，云顶新耀为自建研发团队做起了准备。2021年4月，云顶新耀从强生挖来杨炜担任云顶新耀首席科学官开始，云顶新耀的内部研发就已经开始了。在加入云顶新耀前，杨炜在强生“肺癌中心”担任副总裁兼中国区负责人，任职期间她建立并领导了一个跨部门的研发团队，以开发针对肺癌预防、干预和治疗的创新解决方案。在加入强生之前，杨炜在美国礼来和辉瑞肿瘤研究部门担任全球管理职务。

自杨炜上任至今，早期研发团队中高层岗已经就位，人数规模约为25人，其中一半以上都有海外留学和工作背景或者是博士学历，预计2022年将会在50人~60人。
2022年2月，云顶新耀首个新药研发中心落地上海张江科学城并启用，自主研发领域再下一城。

02
向商业化新进阶

过去一年多，云顶新耀将自己的商业化能力抬升上了新的台阶。

成立的最初的三年时间里，云顶新耀更像是在不断积蓄底力。“我们有5个治疗领域，涉及很多不同的技术资产，比起典型的Biotechs来说，其实我们更接近一个大型的制药公司在做的事情。”薄科瑞说道。一笔笔license-in再加上自研模式的搭建，云顶新耀已经逐渐拥有了产品的层次和管线的厚度。

2021年云顶新耀的商业化正式地接入轨道，这被薄科瑞看做云顶新耀的“关键时刻”。

2021年的3月和5月，云顶新耀先后向NMPA递交了两款核心产品新型抗菌药物Xerava（依拉环素）用于治疗成人复杂性腹腔内感染（cIAI）以及以TROP-2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 Trodelvy（戈沙妥珠单抗）用于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的新药上市申请。两款产品都预计将在2022年正式获批上市。
云顶新耀也早就提前为此做好了准备。

2021年2月18日，中国农历新年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云顶新耀对外宣布任命郭永担任公司首席商务官。这也是云顶新耀第一次对外宣布这一职位。
此前二十二年里，郭永先后在多家跨国制药巨头出任高管。不仅商业规划及执行经验丰富，郭永还手握国际商业化的成功案例。

在最后供职的日本卫材公司，他担任卫材近几年最重磅的抗癌药乐伐替尼（LENVIMA）的全球品牌副总裁，主导制定和执行包括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市场在内的全球上市策略。

此前，郭永曾任卫材中国负责处方药业务的副总经理，罗氏中国肿瘤事业部BU1的副总裁，以及其他跨国制药公司的不同管理岗位，在商业化运营和领导力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优秀的业绩。

薄科瑞看中的也正是郭永给云顶新耀带来的可能性，“将引领云顶新耀进入商业化的下一成长阶段。”

2022年2月7日，云顶新耀宣布戈沙妥珠单抗在新加坡获批用于三阴性乳腺癌。新加坡抢先一步，成了云顶新耀在亚太市场实践自主商业化进程的第一站，后续在中国台湾地区、韩国获批也有望列入日程。薄科瑞表示，云顶新耀已经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都分别成立了分部，招募专业的商业化团队和人才。

在中国的商业化，薄科瑞将其形容为“非常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在他看来中国一方面拥有全球第二的庞大市场，另一方面又有着有别于欧美的独特市场特点，因此组建起一支既有经验又有能力的专业化团队来推进商业化至关重要，“我们已经建立起了这样的团队。”据了解云顶新耀计划扩张肿瘤销售团队至250-300人，并覆盖85%主要医院。
除了自身商业化团队的建设，云顶新耀还将商业化的创新合作看做战略拼图的重要一块。

2021年7月里，云顶新耀先后和腾讯、思派、镁信健康展开一系列的商业化战略合作，开启了数字化平台、终端、商业保险、创新支付等多领域商业化运作。

2022年1月云顶新耀又与圆心科技达成商业化战略合作，国内创新药第三方支付的主要参与者悉数成了云顶新耀商业化的“盟军”。

同一个月，云顶新耀还与国药控股达成战略合作，借助国药的医药分销和供应链服务，推进产品的市场准入、渠道下沉以及市场终端覆盖。

线上线下结合、院内院外联动，至此云顶新耀围绕商业化布局起的“双通道”初具规模。

云顶新耀并不满足于此，“本地化生产对于云顶新耀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薄科瑞说道。生产能力是云顶新耀商业化进程的下一环。

布局也早已铺开。2020年3月云顶新耀生物医药项目落户浙江省嘉善县，建筑面积达两万四千多平方米。2021年8月动工建设后项目快速推进，尽管新增了mRNA新冠疫苗生产线，目前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新冠疫苗本地化生产项目有望在年底前建成。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医药市场风云变幻，给创新药企业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随着整个行业股市的回落，风险也在逐步释放，创新医药企业也将迎来价值回归。从临床到早期研发、商业化，再走向生产，未来每年将有2~3款产品获得新的重要里程碑或者上市，云顶新耀正有计划地从一个Biotech逐步蜕变长成Biophar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