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杨大俊开始为亚盛医药首个产品的商业化未雨绸缪，医药行业一场历史性的合作酝酿着。

两个相识十多年的老朋友坐下来聊了聊。“我和俞德超有相同的理念和价值观，都认为在中国要做原创，都认为小分子药物和大分子药物之间应该有更多潜在的合作和协同作用。”杨大俊说。

于是，一场历史性的合作诞生了。7月15日，亚盛医药宣布与信达生物达成重磅战略合作，金额为2.4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亿元）。合作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HQP1351在中国市场的共同开发与共同推广；二是APG-2575在中国市场的临床合作和联合开发；三是信达生物将按每股44.0港币认购亚盛医药价值5000万美元的普通股，并获得购买5000万美元的认股权证。

杨大俊对E药经理人评论道：这是历史性的，最大的两个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公司的合作，而且涉及多个产品的联合临床开发和共同商业推广模式，还有股权投资。强强联合，潜力巨大，做好的话能实现1+1>10的效果。

对于医药行业来说，这并非一次简单意义的合作，而是创新药企间走向深度合作、长期绑定的开始，未来会越来越多。合作的主角信达和亚盛也极具代表性，具有范本意义。本次合作是信达生物从Biopharma成长为Big pharma的关键一步，信达如何成为Big pharma？亚盛医药要成为专注研发的Biotech吗？国内药企间的分工合作开始了吗？

01 信达如何成为Big pharma？

2021年是信达成立的第十个年头。经历过10年的历练，信达已经从几条自主研发管线的初创公司，发展成为拥有自主+合作的25条管线，开发、生产和商业化团队体系逐渐健全的创新药企。

而从在研管线数量、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来看，信达正从Biopharma 向着Big Pharma进军。

继2018年12月达伯舒正式获批后，信达在2020年迎来贝伐珠单抗、阿达木单抗以及利妥昔单抗3款新药产品获批上市，使得信达成为唯一一个在成立九年内就有4款抗体生物药在中国上市的生物制药公司。2021年6月，pemigatinib在台湾市场获批(商品名：达伯坦)上市，这是信达获批的第一款小分子药产品，也是信达第5款获批上市的创新药。

除了5款已经上市的药品外，信达在研管线中有1个产品上市申请被NMPA受理，其信迪利单抗在美上市申请已获FDA受理，5个品种进入III期或关键性临床研究，另有14个产品进入临床研究。其产品管线涉及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等重大疾病领域。

近日，信达宣布其抗PD-1/CD137双特异性抗体IBI319的Ia/Ib期临床研究完成中国首例患者给药。据悉，临床前研究结果显示，IBI319具有靶点明确、药物稳定性好等特点，保留了PD-1的药效活性，同时激活了CD137的信号，增强了药效。此外，其抗LAG-3/PD-L1双特异性抗体IBI323的I期临床研究也完成了中国首例受试者给药。

近年来，信达在研发和产能上也一直持续投入。2020年其研发开支达18.52亿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43%。2020年，信达总产能由5000升扩展至24000升。据信达透露，新的生产工厂（M2基地）竣工后，，其总产能将扩增到60000升。

在研管线丰富，上市产品数量持续增长，产能供给同步跟进，信达已经完成了从Biotech公司到Bio Pharma的升级。信达2020年营收为38.43亿元，其中包括23.67亿元的产品销售收入和14.76亿元的授权收入。具体产品收入中，信达PD-1信迪利单抗的销售额为22.89亿元，较上一年增长125.4%，占据产品收入的96.7%，占总营收的59.6%。

良好的商业化能力少不了商业化团队的努力。据信达2020年年报显示，其2020年销售及市场推广费用达13.4亿元，销售及市场推广团队由2019年年底的688人增加到2020年年底的1284人。而目前国内头部Biotech公司销售团队人数多在几十到几百人之间，千人销售团队在创新生物技术公司中更是排在前列。

除了已上市产品的销售外，信达在拓展管线的同时也开始与其他生物制药公司合作，协助合作伙伴在研产品上市后的商业化。

2021年6月，信达与葆元医药达成合作。信达将作为独家合作伙伴与葆元医药在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及台湾）共同开发和商业化葆元医药的主要候选药物taletrectinib。

而此次信达与亚盛的合作则更是其商业化布局的深入拓展。通过商业化合作、共同研发和股权投资，信达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小分子领域的布局。通过在大小分子药物研发、上市、生产和销售，信达的Big pharma之路逐渐清晰。

02 亚盛医药是选择Biotech还是Biopharma？

一年前，杨大俊开始考虑即将上市产品的商业化问题。

彼时，亚盛医药刚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国内首个产品HQP1351的上市申请，用于治疗伴有T315I突变的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慢性期和加速期患者。

HQP1351是亚盛医药在研原创1类新药，为口服第三代BCR-ABL抑制剂，是中国首个第三代BCR-ABL靶向耐药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治疗药物。

CML又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属于罕见的恶性血液疾病。CML在美国的年发病率约为1.9/10万人，NIH数据显示，2020年有约8450例新发患者，五年（2010-2016）生存率达70.4%。CML在中国的年发病率为0.39/10万～0.55/10万，按照14亿人口计算年发病例数约为5460例~7700例。不过中国患者较西方国家更年轻化，中位发病年龄为 45～50 岁，西方国家的中位发病年龄为65岁。

CML一般分为3个阶段：慢性期（CP）、加速期（AP）和急变期（BP），病程可持续多年，但CML一旦进入急变期常常在半年内死亡。在我国，仅伊马替尼、尼洛替尼和氟马替尼批准用于一线治疗新诊断 CML 慢性期患者。HQP1351用于治疗获得性耐药的CML患者。

出于对市场及效益最大化的考虑，杨大俊认为在自建销售团队的同时，选择与一个拥有强大商业化团队的公司合作共同销售是最好的选择。“建立1000人~2000人的商业化团队并非一日之功，合作是花一年的时间达到花三年的效果，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如果能比竞争对手快一两年，市场会很不一样。”

在现阶段的医药发展中，如果要选择一家公司进行小分子领域的深度合作，亚盛医药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一家。亚盛医药创始人杨大俊和王少萌都是细胞凋亡药物开发的全球顶尖科学家，在他们的带领下，亚盛成为了全球唯一在细胞凋亡路径关键蛋白领域均有临床开发品种的创新公司，在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开展40多项临床试验。

对于未来方向选择，杨大俊坦言，“我们应该一步一个脚印，专注在我们擅长的通路上做小分子药物的研发与临床开发。从生物学的角度，从临床需求的角度，始终如一的坚持全球原创创新，保持自身的竞争力。”

技术派并非在说大话。据E药经理人统计，从2019年到2020年10月，中国有超过5个新药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近一年间，亚盛医药4款新药获得美国FDA11项孤儿药认证，比恒瑞都多，居中国医药企业之最。

据了解，获得美国FDA孤儿药资格认定，则意味着该药将享有临床试验费用税收减免、免除NDA申请费用、获得研发资助等，特别是该药物的该适应症批准上市后可获得美国市场7年独占权。

亚盛医药的研发实力无法让人质疑其成为专注研发的技术派，亚盛的梦想是成为一个Biotech吗？杨大俊认为，不要机械化地定义Biotech、Biopharma，亚盛正在推进生产和商业化，在降低成本降低风险的前提下，达到效益最大化。

据了解，亚盛医药的全球总部占地1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临床或未来商业化的药品生产基地，预计将包含两条口服固体剂生产线和两条注射液/冻干粉针剂生产线。并且，亚盛医药还在去年跨出了与跨国药企合作的第一步，先后与阿斯利康、默沙东建立合作关系。

03 创新药企合作趋势

近年来，创新药企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合作内容也越来越深度。

“过往10年，中国医药产业成立了1500余家生物技术公司；未来10年，这一批生物技术公司与生物制药公司分工将会开始出现，中国现有的生物技术公司会逐步分流。”在E药经理人对36家企业的调研后E药经理人首席研究员陈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其中，有一批企业将专注于小而美的研发，借助和大药企进行商业化合作从而走向成功，少数企业成长为平台型制药企业，其它则自然淘汰。

并非所有的小型生物技术公司都要建立自己的初创平台。陈怡解释道，“我们商业化的环境还是比较严峻，要想实现商业化成功极具挑战，所以不管是政策压力，还是市场竞争，都会促使专业分工形成。如果参照美国旧金山80年代的发展，小企业和大药企之间合作，专心做研发，形成明确分工，也能判定这一趋势。未来诞生的企业也将以研发型为主，专注于新药研发和平台开发。”

在这样的发展下，生物技术公司与生物制药公司合作将更加密切和多元化。具体表现为本土的Biotech牵手跨国药企/本土Pharma进行本土商业化合作模式，或者是本土的Biotech携手跨国药企推动其海外商业化模式，再或者是跨国药企为本土biotech提供研发/临床的系统指导和资源对接。

其实在美国，好的Biotech很难长成Biopharma或者Big pharma，因为产品好技术好的Biotech公司很快可能跟人合作或者被收购了。未来，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公司之间的共同开发、共同推广的模式，应该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