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吴孟超，1922年生于福建闽清。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肝胆外科主任、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等职。他创立创建了我国肝脏外科的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被誉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六次。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2005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表彰他在肝脏外科取得的杰出成就，国际社会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

“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今天，我们走的是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肝脏外科发展道路——那就是把握自身特点和现有条件，依靠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坚持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同步发展，在借鉴西方技术理念的同时，敢于创新、勇于挑战，走一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吴孟超用一生开创和推动中国肝脏外科医学的发展。

理论创新，找到打开肝脏外科大门的钥匙

作为中国肝脏外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吴孟超从最初翻译国外肝脏外科书籍起步到创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五叶四段”理论，成为医学理论创新的典范。

1956年，还是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外科主治医师的吴孟超在裘法祖教授指点下，把目光瞄准了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而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都是一片空白的肝脏外科。

当时，全国连一本中文版肝脏外科专著都找不到。吴孟超想从理论上寻找突破的路径，当他在图书馆发现一本英文版《肝脏外科入门》时，如获至宝，决心翻译这部著作。他和同事方之扬经过40多天夜以继日的努力，终于翻译完毕。1958年，20多万字的中文版《肝脏外科入门》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肝脏外科方面的第一部译著，为吴孟超跨入肝脏外科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肝脏外科的发展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当吴孟超还沉浸在译著出版的喜悦之中时，一个国外的医学访问团到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访问。在谈到肝脏外科时，访问团的一位专家傲慢地说：“中国的肝脏外科现在还没有起步，你们要想赶上世界，至少也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当晚，吴孟超怎么也睡不着，就着灯光写了一份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报告。他列举了肝脏外科的重要性、国内肝脏外科手术的零成功率、一个青年军医的责任。当然，也列举了外国人的傲慢。之后，吴孟超又写下“卧薪尝胆、勇闯禁区”八个大字，作为自己向肝脏外科进军的誓言和座右铭。

1958年当年，长海医院批准了吴孟超的报告，让张晓华、胡宏楷和吴孟超一起组成“三人攻关小组”，由吴孟超任组长，向肝脏外科发起进攻。

攻关的第一步，是要做成肝脏的管道铸型标本。用什么材料做？成为摆在“三人攻关小组”面前的一大难题。他们找来各种塑料颗粒，计划将其溶解灌注到肝脏器官内，凝固后再将肝脏器官腐蚀掉，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肝脏模型。

120多个日日夜夜，吴孟超带领同事反复试验了20多种灌注材料，结果有的被腐蚀液一同腐蚀，有的根本无法成形。

有一天，广播里传来了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消息。吴孟超突然想到，能不能用乒乓球作灌注材料呢？于是，他们赶紧买来乒乓球，将其剪碎放入硝酸里浸泡。两个小时后，乒乓球竟然完全溶解了。然后，把这种溶液注射到肝脏血管中，接着用盐酸腐蚀肝脏表面组织，再用刻刀一点点镂空清理，一具美丽的肝脏血管构架如同珊瑚一般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历经200多天，终于制作完成我国第一具完整的人体肝脏血管铸型标本！这个标本的制作成功，为帮助人们了解肝脏的血管分布和血流走向起了决定性作用。

乘势而上，吴孟超和同事迅速转入对肝脏解剖结构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当铸型标本达到一定数量后，他们在实验室、办公室、宿舍的书桌上都摆放着这些精细耀眼又美丽无瑕的肝脏标本，每天能从各个角度观察、研究，用笔尖顺着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和胆管的走向，仔细研究其管径大小的变化以推测其流量，并寻找它们各自在肝叶中的分布状况和规律。从混沌到清晰，从清晰到烂熟于心，甚至了如指掌。通过亲手大量制作标本和绘图，又经过对近200例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正常人肝脏腐蚀标本或患有肝脏疾患者的标本的详尽观察、解读和分析比对，吴孟超已逐渐掌握了肝脏中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和胆管走向及其分布的规律，真正弄明白了正常人肝脏的解剖结构。

结合临床实际，吴孟超认为应该抛弃过去把人类肝脏简单地分为左、右两叶的观点，转而建立以肝脏血管分布和肝内裂隙为基础的解剖学观点。基于此，吴孟超在1960年首次提出了正常人体肝脏“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并相继发表《我国正常人肝内解剖的观察》《正常人肝内胆管和肝动脉的解剖学观察》等中英文论著，建立了全新的人体肝脏解剖理论。

“五叶四段”论大胆地提出将人体肝脏分成“左外叶、左内叶、右前叶、右后叶和尾状叶”，共5个叶；又将左外叶分为左外叶上、下段，右后叶分为右后叶上、下段，共4个段。这是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最早提出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的明确表述，为肝脏手术提供了明晰且安全的理论指导。1960年3月，正是在“五叶四段”解剖理论的指导下，吴孟超完成了第一台肝脏手术。

1960年6月，中华医学会在郑州召开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吴孟超代表“三人研究小组”参会并宣读报告：“根据中国人肝脏的解剖数据及其规律，经过大量铸型标本的制作和反复进行的实验和研究，我们认为正常人的肝脏解剖按内部血管走向可分为五叶六段，在外科临床上则以五叶四段最为实用……”与会专家对吴孟超提出的全新理论产生了极大兴趣，专家们仔细审查了吴孟超提供的大量资料和数据，经过比较、分析、核实，在最后大会总结时，确认这是我国肝脏解剖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一项具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创新。

时至今日，60年来的实践表明：“五叶四段”理论为肝脏手术奠定了解剖学基础，长期指导着国际上最大系列的肝脏手术施行，并为此后肝脏新手术的探索如肝脏尾状叶切除、肝癌局部根治性切除、肝癌的根治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保障。该理论也成为我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黄家驷外科学》等专著的经典内容，得以传承和广泛引用。

技术创造，闯进肝脏外科手术禁区

说吴孟超是外科大师，因为他在职业生涯里创造了太多的“第一”和奇迹。这些“第一”和奇迹，推着他走上事业的巅峰，也推着中国的肝脏外科走到世界最前列。

吴孟超完成的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术中病人出血太多。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相继做了十几台肝癌手术，术中出血问题一直不易控制。

当时，为了减轻肝门阻断后造成的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国际上流行的“低温麻醉法”效果虽然不错，但是病人很痛苦。有一天，吴孟超在关水龙头时突然想到，如果能在肝动脉和门静脉上装一个类似水龙头的闸门开关的话，在手术时将闸门关上，过一段时间再将闸门放开继续手术，既可减少出血，肝脏组织也不会因缺血而坏死，这样不是很好吗？

于是，吴孟超创造性提出了“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一根橡皮带扎住实验犬的肝脏血管，先扎住10分钟，观察出血情况和监护数据，再扎住15分钟、20分钟、30分钟……经过反复比对研究，终于确定了肝脏切除手术血流阻断的理想时限，阻断15分钟，松开5分钟，以此反复，直到完全切除肿瘤。这样，患者术后发生急性肝功能衰竭的比例非常低，同样也可以减轻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发生，大大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和成功率。这一方法提出后，在很多复杂的肝癌手术中都取得成功。这一创新的止血方法，不仅成为我国肝脏外科界的“法宝”，还走出国门，被国际肝脏外科界广泛推广。

历史的年轮转到了1963年，此时的吴孟超因为成功的肝脏手术和发明“间歇性肝门血流阻断法”而成为全国外科领域知名的“一把刀”。但是，吴孟超没有就此止步，他知道，肝脏外科还有太多的未知领域，这一次，他把探索的目光瞄准了中肝叶。

如果说肝脏手术是外科手术的“禁区”，那中肝叶毫无争议地就是“禁区中的禁区”。因为中肝叶处于肝脏的“心脏”，被肝脏丰富的大血管所包绕，而且手术切除后会产生两个肝创面，很不利于伤口的缝合和恢复，所以，中肝叶一直被外科医生视为“高压雷区”。当时，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肝脏外科专家对中肝叶切除术谨小慎微，还没人成功越过这个“禁区”，国内在这个方面更是一片空白。

吴孟超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这一次进军中肝叶，他需要反复的动物试验来保证手术的成功。在实验室里，吴孟超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带着助手先后对30多条不同品种和类别的试验犬进行中肝叶切除术。一次失败，第二次接着来，两次失败，第三次再来……

条件成熟了。1963年初夏，一位被全身麻醉后的中年妇女癌患者仰卧在手术台上，接受吴孟超为她进行的中肝叶切除术。

像往常的每一次手术一样，吴孟超再一次仔细看过病人的片子，镇定地穿上手术服，从容地切开了病人的腹部……6个小时后，吴孟超缝合完最后一针，他抬头看了看监护仪，下意识地问麻醉医生病人的血压和心率。当从麻醉医生的嘴里听到“一切正常”四个字后，吴孟超终于松开了一直紧锁的眉头，和助手一起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吴孟超一举突破“禁区中的禁区”，从肝脏外科的一个巅峰攀上了另一个巅峰。这例成功的中肝叶切除术，让西方人对中国的肝脏外科刮目相看。他们想不到，开始研究肝脏外科仅仅5年的中国人，就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这简直是奇迹——吴孟超仅用了5年时间，就让中国迈进了国际肝脏外科的先进之列！

1975年，春节刚过，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子在家人的搀扶下步履艰难地跨进长海医院肝胆外科，点名要找吴孟超医生。

吴孟超一问病情，不禁吃了一惊。8年前，这个名叫陆本海的庄稼汉的腹部长了个拳头大小的瘤子，一家医院医生认为是肝癌，让他回家准备后事。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陆本海还活着，只是肚子里的那个瘤子越长越大。现在，他的肚子看上去比十月怀胎的妇女还大，连呼吸吃饭都十分困难。

吴孟超仔细地检查了病人硬邦邦的大肚子，他确认这是一个罕见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检查显示这个瘤子的直径竟然达到68厘米。当时，国外将直径在4厘米以上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划为“巨大”，美国的一个肿瘤研究所遇到的这种血管瘤直径最大为25厘米，由于瘤体太大，他们没敢切除。

肝海绵状血管瘤属于肝良性肿瘤，多为单发，也可多发，肿瘤本身生长缓慢，病程常达数年以上，但其最危险的是肿瘤破裂引起腹腔急性大出血导致死亡。即使在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抢救肝海绵状血管瘤大出血的成功率也很低。

术前，吴孟超做了充分准备，他带着助手们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在反复推敲手术中的每一个步骤后，制定出了详尽的手术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肝胆外科界奉为经典：思路清晰，方案严谨，对策周密，对术中每一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制定了应急措施。

时针指向早上8点30分，战斗打响！吴孟超在切开病人的腹部以前，手术刀先伸向病人的右上肢静脉和右大隐静脉，分离出左侧桡动脉。当切口完全打开时，一个装满鲜血、蓝紫色的巨大瘤体赫然呈现在他眼前，正随着病人的呼吸一起一伏。

吴孟超沉着地切断一根血管，并立即止血，又切断一根血管，再止血，小心翼翼地对瘤体进行剥离。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吴孟超重复做着这些动作。l小时、2小时、3小时，吴孟超依然重复着做这些动作。助手们看着他做这些动作，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要知道，手术刀只要稍稍碰破哪怕是一点点瘤体，鲜血立即会喷涌而出。

吴孟超的额头渗出了汗水。5个小时、6个小时、7个小时……当巨大无比的瘤体完全从病人的肝脏上分离出去时，吴孟超示意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助手帮他把那个庞大的“家伙”抱离病人的腹腔，放进早已准备好的器具里。经过称量，切下的肿瘤重量竟达18公斤。

吴孟超定了定神，这场“战斗”还远没有结束。他要严格检查每一根已经结扎的血管是否出血，要对每一个出血点进行止血，然后，还要进行认真细致的缝合。

晚上8点30分，在手术台上站了整整12个小时的吴孟超顺利完成了手术，用他那神奇的手术刀切下了一个世界之最，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1979年9月，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苏、英、法等6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外科专家，代表着世界外科的最高学术水平。

吴孟超和中国外科界三位泰斗级人物吴阶平、陈中伟、杨东岳接到大会邀请。根据大会安排，吴孟超还要宣读论文。

在相当多的西方医学界人士眼中，中国人的荣耀是中医中药，那代表的是人类古老医学文明。而现代医学文明的源头在西方，只有西方医学家才能在这种档次的会议上成为主角和明星。当大会宣读论文的目录发下来后，吴孟超看到将在会上宣读肝脏外科论文的学者一共有3位，他排在最后，前两位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

吴孟超在论文一开头，就提供了一组让所有与会者都吃惊的数字：“本文分析从1960年1月至1977年12月手术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81例，手术死亡率8.8％，有6例已生存10年以上……”

在吴孟超之前宣读肝外科论文的两名外国学者，两人加在一起的肝癌切除术共18例，吴孟超一个人就做了181例。吴孟超那么高的手术成功率、自创的肝脏解剖理论、自创的间歇性血流阻断止血法等，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震动。吴孟超接下去论述的手术指征、手术操作、降低手术死亡率、疗效评价等4个问题，每个问题都让会场上的人感到新鲜、有价值。

会议后期，吴孟超被增选为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国际医学界用这种方式肯定了吴孟超，也肯定了中国的肝脏外科学。

“风光无限”的吴孟超，走向了世界，为中国医学界争得了荣誉。

体系创立，走到世界最前沿

吴孟超对中国肝脏外科学界的贡献，除了奠定理论基础，创造技术方法，更重要的是创立了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

2005年，吴孟超参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际著名肝脏外科学家、国际肝胆胰协会主席威廉姆斯得知后，专门写来推荐信。在信中，他热情洋溢地评价这位同行：“吴教授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瞩目和敬佩。”

在我国，约70％的肝脏肿瘤被发现时已是晚期，而且肿瘤巨大，若强行切除，容易导致肝脏代偿功能不足，进而威胁生命安全。在一次又一次手术中，吴孟超也在默默地思考：能否先通过介入、放化疗、注射酒精等方式进行先期治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进行手术切除？

1983年初，吴孟超正式提出肝癌“二期手术”的概念。3年时间，吴孟超团队用“二期手术”治疗原发性巨块型肝癌9例，术后1年生存率为88.9％，2年生存率为81.2％，5年生存率为61.5％，而以往巨大肝癌生存时间仅为6个月。世界肝脏外科手术，再次迎来巨大飞跃。不仅如此，吴孟超还带领团队相继攻克了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肝癌复发再手术等难题，使我国肝癌的治疗手段不断丰富。

“只会做手术的医生只能算是个开刀匠。”吴孟超常常用这句话教导自己的学生。在他看来，一台手术只能救治一个病人，要从根本上解决肝癌问题，必须在基础研究上不断突破。

几十年的肝脏外科研究和手术经验，让吴孟超能以更深邃的目光眺望远方。他说：“我做了一辈子手术，也没能发现肝癌的致病原因和发病机理，而如果基础研究对了路子，就能从源头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早在1976年，吴孟超就带着学生，深入工厂、田间，在上海开展18万人次的肝癌普查，探索肝癌早期诊断经验，并在国内首创扁豆凝集素、醛缩酶同工酶等检测方法，准确率达到90％以上，为肝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开辟了新途径。

1993年5月3日，吴孟超创建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设立了病理、生化、免疫、细胞培养、分子生物、同位素及动物实验等7个研究室，并相继成立肿瘤免疫、肝脏移植及内镜培训3个中心。1996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又建立了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消化道内镜临床研究中心、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中心、基因病毒治疗中心等4个日后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实验室。

进入21世纪，吴孟超带领团队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肝癌样本库，由他主持或组织实施的肝癌介入疗法、微创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等一系列疗法相继应用于临床，均取得重要突破。

基础研究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指导，临床治疗又为基础研究提供实际经验。现今，吴孟超的“院所合一”“转化医疗”理念，已成为国内大型医院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

进入新世纪，吴孟超发现，我国虽然已经形成了若干肝癌研究团队，但基本上是小而散的状态。对此，他指出，面对凶顽的癌魔，只有攥指成拳，才有打胜仗的可能。

2006年初，吴孟超联合汤钊猷、杨胜利、顾健人、闻玉梅、郑树森、王红阳等6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集成式开展肝癌研究”的报告。这份凝聚了7位肝胆医学大家集体智慧的报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10年1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国家肝癌科学中心立项，这是我国继组建国家纳米中心之后的第二个国家级研究中心。

在学术和技术上可以借鉴西方，但必须得有自己的主张。这是吴孟超始终坚持的理念，也是他得以成功的原因。

西方国家推崇的“巴塞罗那分期”认为，只有早期肝癌适合肝癌切除手术治疗，而多发性肝癌属于中期肝癌，只能考虑介入治疗。然而，吴孟超和他的团队用事实证明，许多多发性肝癌其实是完全可以手术的，而且一部分患者能够获得长期生存的机会。他带领团队还挑战了“巴塞罗那分期”中将合并门静脉高压列为肝癌切除手术禁忌的规定。他们多次为合并门静脉高压的肝癌患者成功实施手术，甚至对其中一些中重度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的肝癌患者，采取肝切除联合脾切除和门奇断流手术，既切除了肿瘤，又降低了术后上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

吴孟超想，中国有这么多肝癌患者，为什么不能有我们自己的分期标准呢？他带领团队总结了一组近1000例肝癌手术患者的资料，根据影响手术预后的危险因素，探索性地建立了一个可切除肝癌的新分期，并将之命名为“东方分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这个“分期”是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的首个肝癌分期标准，对于中国肝癌患者术后生存情况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

吴孟超指出，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肝癌术后抗复发转移仍然是肝癌外科中的难点和重点，期待有更多有效的药物和手段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肝癌的治疗需要多学科通力合作，我们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肝癌外科的特色和成就，为世界的医学事业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张鹏，系海军军医大学影像系协理员，杨田，系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陈劲松，系光明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