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四川一家国营宾馆工作的吴珞荣（音）回忆起大堂、餐厅、走廊烟雾缭绕的情景。“就算我们不喜欢有人在办公室里抽烟，也没法说什么，”她说。

49岁的吴珞荣如今是一家医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她说，现在不一样了，“医院为工作人员、病人家属专门设了吸烟区。尤其是在呼吸科，我们会告诉烟民去吸烟区。”

中国约有3亿烟民，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约一半中国男性经常吸烟。然而，中国缺乏一项全国性立法来禁止在工作场所吸烟。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若在全国范围的工作场所全面实行禁烟，可让中国男性烟民数量减少1300万名，使600万人避免过早死亡。

但吴珞荣的经历反映了一种全国性的趋势：据专家称，地方层面开展的行动开始掀起了反对在工作场所吸烟的热潮，尽管各地执法力度参差不齐。统计数据令人吃惊：一项政府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逾54%在室内工作的人在自己的工作场所见过有人吸烟。但2010年这个比例约为60%。

同样，在2015年，近40%的受访者见过有人在政府大楼里吸烟，逾35%的受访者在医院内见过有人吸烟。但这比2010年的情况有所改善，那时这两个比例分别为55%和37%。

公共卫生观察人士表示，尽管全国性禁烟令被推迟出台——显然是受到了中国烟草业的影响，该行业是政府的一个主要税收来源——但人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反对吸烟的人越来越多。

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有关方面大力发起了公共卫生宣传活动，强调吸二手烟的风险，二是个别城市颁布了旨在减少室内吸烟的条例。

2015年，北京市通过了中国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规定在办公室、餐馆、酒店、医院里吸烟将被处以罚款。对在自家营业场所控烟不力的企业最高可罚款1万元人民币（合1530美元），累犯可吊销营业执照。对吸烟者本人可处罚款200元人民币。此外还开通了一条公共投诉热线，并组建了检查员小组。

当这部控烟条例正式实施时，许多人都对其执行效果持怀疑态度，理由是长期根深蒂固的习惯很难改变。但一年后，WHO驻华代表施贺德(Bernhard Schwartländer)表示，该条例的执行效果“超出了预期”。北京市称已收缴100多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在北京、深圳、上海的写字楼外，白领烟民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吸烟如今已成为常见一景。今年1月和3月，深圳、上海效仿北京，各自出台了类似的控烟条例。

“你只能在二层外面的露台或一层吸烟，”Stella Sun说，她在上海浦东101层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Shanghai World Financial Center)内的一家券商工作。“大厦里到处都是烟感器，”她补充说。

身穿明显熨烫过的白色衬衫、头戴印有中国国徽的海军风格的帽子，公共卫生检查员张军（音）是上海市一名负责执行控烟条例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装有一枚徽章和一摞罚款单的黑色挎包在他腰间晃动。

“卫生部门，来这里检查，”他在医院大厅接待处出示自己的徽章后说道。张军巡视走廊，检查禁烟标志是否正确张贴，闻一闻空气中是否有烟味，看一看垃圾桶里有没有烟头。

“控烟条例刚实施的时候，很多人打热线电话投诉，”张军解释说，“但现在热线电话少了。”他将这归因于人们更加自律了。“通常一名吸烟者看到我们穿着制服过来时，他们会掐灭自己的烟。这种情况下，我们只会给他们一个警告。”

但张军表示，检查员人手太少，根本忙不过来，五个检查员要面对数万烟民，而且他们还有其他职责，比如检查游泳池水质。

另一名检查员李玉娜（音）说：“说实话，从3月以来，我们还没有开出多少罚单，因为常常是等我们赶到有人投诉的地方，就已经太晚了。”

在其他大约20个实施了各种室内控烟条例的城市，就更难执行到位了。“深圳、北京、上海有非常强有力的控烟条例，但全国范围内还不行，各地方情况不一样，”WHO无烟草行动(Tobacco Free Initiative)的Kelvin Khow Chuan Heng说。无烟草行动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旨在减少吸烟引发的死亡和疾病。

“这些控烟条例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强制执行的资源。”他表示，“我们仍然很难在一些场所开展执法，尤其是娱乐场所、卡拉OK酒吧——这些也都是工作场所。在这些地方，我们肯定会发现更多问题。”

甚至在医院工作的吴珞荣都表示，在她工作的小城市绵阳，执法是松懈的。她说：“有些医生有时会在非吸烟区——比如办公室——吸烟，但一有领导来视察，他们就会跑到吸烟区。”

国有烟草公司仍然很有影响力，阻碍着出台全国性禁烟条例的努力。公共卫生观察人士表示，去年流传的一部法律草案被“掺水”，允许在办公楼里设置“吸烟室”。

个别公司的一些举措也有帮助。互联网巨头百度(Baidu)已在2011年承诺打造无烟办公环境，从而保护其约4万名员工的健康。

2012年，中美两国的卫生部门联合发起了一项倡议，在中国推广无烟工作场所。这个旨在教育公众、推动工作场所戒烟服务的计划并非首开先河，之前就有过一些以工作场所为目标的举措。“一方面是立法，另一方面是执行。一家企业能做出什么贡献至关重要，”参与该倡议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ThinkTank Research Center for Health Development)的王克安主任说。

来自员工自下而上的压力也可以起到作用。报纸插画家赵亮（音）表示，他想过戒烟，但受阻于周围的同事们，他们把办公场所的一些地方变成了“吸烟中心”。“如果我戒了，我就再也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的办公室抽烟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