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诉讼到调解，致力于减少医患纠结。

湘潭孕妇死亡案，出现戏剧性反转。再次推上民意风口浪尖的“医患关系”话题，折射出中国医疗深层矛盾和纠结。主事者能否早日着手擘画改革策略，解开医患纠纷死结，大家都在看。

放眼海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医疗事业最为发达的美国，爆发数波“医疗纠纷危机”。美国，面临如何处理医患矛盾的大难题！

有鉴于此，美国针对医疗纠纷制度的改革，独步全球。医师执业责任保险、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医生道歉法纷纷出台。经验也好，教训也罢，值得他国细细观察，择善而从。

白色巨塔 医疗凶猛

每年，大约有三千万美国人走进医院，将他们的信任和生命一起交到医生、护士和医院管理者的手上。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

199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推出报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建设安全的卫生系统》，第一次揭开“白色巨塔”背后不能说的秘密。每年9.8万国民死于医疗事故，占死因的第八位，几乎是乳腺癌、艾滋病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受伤或致残者数以万计，治疗费用290亿美元。

且看密歇根州66岁女士接受肾结石取石手术，器械未经严格消毒，她和20多位病友可能感染艾滋病毒。在她的余生中，必须每隔六周就要做一次检查。一次普通手术，带来如此大的风险。“他们的义务是让你获得健康，而不是疾病。”她愤怒至极。

通用汽车公司曾统计125万员工、退休人员和家属，有多少人遭遇过医疗事故。结论是，每年488人。“因为医疗事故，平均每天我们损失1到2名员工。”试想一下，如果通用员工每周工伤死亡这些人，那将是多大的丑闻？

和坠机事故不同，医疗事故悄然发生，一次只针对一个人，难以引人注意。病人丹尼尔自嘲：“如果我是一名白宫官员，在大街上遭遇抢劫受伤，这也许会登上《华盛顿邮报》。但是如果我因为住院治疗受伤，却无人知晓。”

混乱不堪的医疗环境，事故滋生的医院，让医生护士士气大受影响。一位护士说：“如果能够逃避责任，医院就会想尽办法掩盖真相。”44%的医师称：“院方不鼓励撰写医疗事故报告。”

发生医疗事故，医院不是视而不见，就是百般掩饰、敷衍了事，这和事故本身一样令人痛苦。“医疗事故是美国最严重的流行病！”受害人怒吼：“还我知情权！公布医疗事故真相，向我们道歉并给予赔偿。”

巨额赔偿 滥诉惊人

10年间，100万医疗事故受害者，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恐惧，自己会不会就是下一次医疗事故的牺牲品？马萨诸塞州统计，本州住院死亡的风险系数，要比车祸高出200倍，比在化工厂工作或者坐飞机高出2000倍。

医疗事故的受害者，是否有权提起诉讼？一半以上的医生给予肯定的回答，而公众认为医生应该被告上法庭的比例高达七成。 

美国陪审团审判，没有医疗背景的陪审员同情原告，且大部分州采用惩罚性赔偿，医疗事故赔偿金额动辄上百万美元。1986年后，平均医疗纠纷赔偿额为200万美元。脑损伤最高赔偿金额高达1200万美元。

美国医学会调查显示，对100名医生提起的诉讼案件，从1980年的3.2件上升到1985年的10.1件。每位医生职业生涯中，有4.5次机会当被告。约有12%的案子以赔偿病人收场（医生败诉5%，庭外和解7%）。

医疗诉讼与日俱增，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认定“医疗过错”，约占诉讼费用60％。官司旷日持久、充满变数、不可预测，同样性质的案件判决可能大相径庭，轻伤多判屡见不鲜。滥诉者更是不乏其人，学者直言，在美国确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医疗诉讼，或许只有3％到30％。

医疗诉讼，瘦了医生，肥了律师。美国医疗诉讼律师一枝独秀，以打官司不收钱，胜诉后再分成30%到50%，大肆招揽生意。让医生疲于奔命，瞠目结舌。

美国坊间传出笑话：医生在法院上班（出庭当被告），律师在医院上班（医院和病人纷纷求助于律师）。君不见，哈佛大学法学院高材生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律师，曾在芝加哥大学医疗中心担任法律顾问，收入比奥巴马高得多。

减少诉讼 调解优先

赔偿压力大，各州立法强制医生购买执业责任险。内科、妇产科、外科堪称重灾区。2003年妇产科医生保险费二十七万美元，超过年净收入，不得不改行，或者谢绝接生。宾西法尼亚和新泽西州，出现产科医生荒。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医疗事故案件激增，保险公司大幅提高保险费率（15％到30％）。创伤外科、产科医生付不起高额保险费停业改行，史称第一次医疗事故危机。

上世纪80年代，医疗保险公司入不敷出，但保险监督委员会明令禁止提高保险费，保险企业退出市场，第二次医疗危机爆发。2005年，第三次危机到来。保险费过高，保险服务不足，医疗机构和医师付不起保险费。12州深陷危机，其他30州也岌岌可危。《纽约时报》指出，医疗保险费迅猛增长，正成为美国医疗费用飙升的罪魁祸首。

如何应对一波波医疗危机？各州议会推行医疗、法律和保险等法律制度改革，修改侵权法律和诉讼规则，改善医疗保险政策，建立无过错责任医疗赔偿制度，探索非诉讼解决机制。

首先推行联合保险制度，要求本州所有购买医疗责任险的单位共同出资设立备用基金，帮助高风险医师获得保险。二是成立患者赔偿基金，所有医师共同出资设立备用基金，分担赔偿。

为了控制洪水般涌来的医疗诉讼，多州取消诉讼时效“发现规则”；为律师代理费设上限，减少其挑词架讼的诱因。成立诉前审查委员会，进行实体审查，防止患者滥用诉权。各州对医疗诉讼赔偿最高数额做出限制性规定，即限额赔偿。严格遵循实际损失赔偿，取消患者获得多重赔偿的规则。2003年，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将一般医疗损害赔偿上限定为25万美元，2006年，一向赔付高昂的德克萨斯州甚至将人身赔付上限也限定在180万美元。

为了加快解决纠纷，降低费用、避免诉讼、医疗调解和医疗仲裁等非诉讼解决途径，成为首选。与诉讼相比，调解和仲裁更专业、省时间、费用低、医患双方容易接受，广受欢迎。克林顿总统发布法令，大力鼓励推广。根据调查，如今85%的美国医疗纠纷采用调解。退休法官和律师组成仲裁委员会，指导医患双方尽快达成共识。

法律规定：将传统“过错责任”变成“无过错责任”。不以医疗过错为基础，保证遭受医疗损害的患者得到合理赔偿。依法吊销违法行医者或医院的执业许可证，通报公示受到处分的医疗机构和医师。要求医师主动报告遭受的行政处分、民事判决或刑事指控。出现医疗错误，医生必须马上报告。最后大力推行患者教育，普及医学知识，缩短医患知识差距。

鼓励道歉 修复关系

上世纪80年代，一位美国女患者腹部手术后，遭遇严重的感染并发症。医生一直没有给个说法，二人对簿公堂。法庭上听到医生证词，她意识到，实际上医生已经尽了全力。赢了官司的她，告诉医生：“如果当初我能够听到你现在的这些解释，我肯定不会告你。”

医生道歉虽不能挽回已经发生的悲剧，但是却能把病患从黑暗中解放出来，给他们带来安宁，缓解愤怒和沮丧情绪。研究显示，医生越坦诚，越能够赢得病人的理解和信赖。即使发生医疗错误或事故，病人也容易原谅医生。

1986年马萨诸塞州率先立法，保护医生在向病人解释并发症时所使用的道歉词句，不能将其用于证明医生对此负有法律责任的证据。2005年，参议员希拉里和奥巴马联合提出议案，将医生道歉法案推广到全国。

虽然议案功败垂成，未获通过，但全美近40个州通过类似的法案，保护医生道歉，不得作为呈堂证据。法案鼓励医生（医院）主动向病患公开事件经过，分析事件原因，真诚致歉，以缓解医患矛盾，减少诉讼。

2002年，密歇根大学医院推出与道歉法案相匹配的一整套行政措施。3年后，该院医疗纠纷总量降低了一半以上，平均医疗诉讼解决时间由原来的21个月缩减至不到10个月，医疗诉讼案平均赔偿金额下降47%，年均诉讼费用由300万美元降到100万美元。真是：医生道歉，一字千金！

美国诗人惠特曼说：“如果确有神圣的东西存在，那就是人的躯体。”医圣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可伤害病患！”共同挑战病魔，医患团结，不要对立。期待未来的医患关系，多一点和谐，少一点猜忌，相互信赖，争取双赢。（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