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费森尤斯集团(Fresenius SE)是医疗保健行业内最大的公司之一，然而很多人甚至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该公司董事长施耐德(Ulf M. Schneider)正在竭力改变这个局面。他的使命是要让这家德国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一家规模更大的全球性公司。
费森尤斯旗下子公司已经在美国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一的透析治疗市场。该公司还在全球范围内出售一系列的药品和营养品，同时经营着德国的一家连锁医院，医院规模在德国也是位居前列。
不过费森尤斯有太多业务是与美国和欧洲的政府医疗保健计划息息相关，因此美欧政府控制医疗开支的努力让这家公司面临不少压力。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几乎覆盖所有的美国透析治疗患者，不过该计划去年将保险支付的费用消减了大约3%，并改变了支付方式。根据来自美国肾脏数据登记系统(U.S. Renal Data System)的数据，在2009年末有大约40万美国人在接受透析治疗。
与此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正在对费森尤斯旗下一家子公司所面临的数项指控进行调查，其中包括该公司涉嫌隐瞒两款透析产品所存在的缺陷。该公司曾表示，其向大多数用户通报过产品的缺陷。
费森尤斯及其竞争对手已经开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地区寻求扩张机会，在这些国家，政府为昂贵的透析治疗支付医疗费用的能力正日渐提高。
现年46岁的施耐德近日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谈到了在发达国家市场遭遇预算压力之时，将西方式的医疗保健服务引入发展中国家时所面临的挑战。以下为采访内容摘要：
《华尔街日报》：多元化经营的医疗保健企业近来纷纷在重新考虑调整自己的战略。贵公司的重点放在哪里呢？
施耐德：我们的确做出了改变，将重点从产品转移到服务领域……医疗保健业务过去一度几乎全部是在做产品。医疗保健服务的兴起以及私营部门对于医疗保健服务的参与是个重大的机遇。
《华尔街日报》：美国政府自去年开始控制透析治疗费用，而该业务是贵公司服务业务中的一个大头。费森尤斯会如何应对呢？
施耐德：我们一直在找办法，以更少的成本来提供相同质量的服务。这也许还需要几年时间的努力……你需要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位患者：不要只是医治你收费治疗的这一种病，而是关注其他一些医生在做什么，然后将各种治疗融合在一起。这样做对于治疗是有益处的。这样可以节约成本。
《华尔街日报》：欧洲债务问题对贵公司产生了什么影响？
施耐德：希腊，很显然，是陷入麻烦了，不过我们谈论的是个1,000万人的市场。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可以见到正常的有机增长了。
《华尔街日报》：新兴市场的透析业务怎么样？
施耐德：非常好。（过去，）那里对于透析产品或是服务的需求并不多，因为透析是一种相当昂贵的治疗手段。如今，新兴市场的需求迎头赶上了。一旦一个国家的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8,000到1万美元，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保险公司就会开始为透析埋单了。这时候我们的业务就会有起色了。
《华尔街日报》：贵公司进入这其中一些国家已有数十年的时间，在透析业务之前，你们在这些国家的业务是什么？
施耐德：我们1982年就进入了中国，不过那时候进入中国的是我们旗下的营养品业务部门，之后增加了一些药品和注射产品。透析业务在中国一直迟迟不见起色……如今我们在那里的业务增长了超过30%。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透析费用由谁支付？
施耐德：中国的民间保险仍处于相当初期的阶段，不过中国人的保险计划的确很宏大，试图覆盖几乎所有费用。想想如果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医疗保险方案实施在13亿人口身上吧。哪怕是有一点费用无法被保险覆盖到，那仍然是相当宏大的一个方案。
《华尔街日报》：贵公司的美国业务是通过收购当地透析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如果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太多现成的透析业务存在，你们会怎么办？
施耐德：我们会以旧有的方式来做，一次（建）一个中心，接收一位客户。
《华尔街日报》：那怎么在当地找到客户呢？
施耐德：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找到一家小型的当地企业或是合资公司，然后从这里起步做起。不是所有这些企业都必须使用费森尤斯的标识。坦率地说，只要他们在当地的认可度够高，我们也不介意。
《华尔街日报》：贵公司出资40亿美元收购同为医院运营商的Rhoen-Klinikum的努力在6月份被搁置了，此前你曾对一家德国商业杂志表示，费森尤斯仍有实力进行其他的大交易。目前正在准备的有哪些？
施耐德：我们希望确保总是留有余地，允许我们随时可以灵活地开展其他交易。我当时并不是在暗示我们还有别的交易在准备进行。
《华尔街日报》：我们都知道你曾经用一天的时间去体验公司里的其他工作。除了做董事长外，哪些工作是最难的？
施耐德：体力上来说，最艰难最费力的是像护士那样倒班工作。那对脑力是个挑战，而且绝对耗人体力。这让我对这些人所做的工作产生由衷的敬佩。
《华尔街日报》：你曾多次谈起要将当地管理者引入你们的海外分支。说到高级管理层职位以及你的最终继任者，你会从其他国家引入人才到德国吗？
施耐德：我们的公司即将成立百年了，而作为第五任CEO，在46岁这个年纪，我没有太多考虑过继任者的问题。至于高级管理层人员的设置，我们一直在努力尽量避免以德国人为主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