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整个国民经济，都进入了供给侧改革的时代。

就供给侧改革而言，主要是取决于最近诞生的新供给理论。过去30年，我们实际上采取的是需求刺激的社会发展管理模式。伴随着需求的基本满足，我们突然发现老的凯恩斯经济思想，对经济的指导作用在下降，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增速下调的阶段，因此我们最近在经济学领域，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新供给理论体系。就新供给理论体系而言，如果你去看这个图形，和我们通常所讨论的产品的生命周期是有非常大的相近性。新供给理论认为，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和原先的理论是有本质性区别。基于这种思想的时候，一个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新供给形成阶段；第二是供给扩张阶段；第三是供给成熟阶段；第四是供给老化阶段。

在新的供给形成阶段的时候，往往是伴随着新的技术产生，或者是新的需求的产生，一个新的需求逐渐的成为一个潜在的经济增长点，于是我们去满足这种经济需求；这种需求在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逐渐被社会放大。就像现在的移动医疗一样，会逐渐的被社会放大。新的需求逐渐被固化为一个产业规模，或者产业水平，成为支撑新经济增长的主要增长点。这个过程往往表现为快速增长。伴随着需求逐渐的被放大，生产技术也在进一步的改良，那么社会资源进一步普及，于是社会资本大量的涌入，带动行业迅猛发展，这就达到了一个供给平衡。随后进入了供给失衡的需求，供给大于需求，供给出现老化。这就是新供给理论提出的一系列观点。

就供给理论而言，如果要打破供给对市场的约束，要采取一些管理措施，传统对市场的约束，主要采取直接供给约束和间接供给约束。其中直接供给约束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约束和行政垄断。在医药行业表现为尤为突出，因为行业的准入工作，完全是由政府管理的。以牌照的形式，无论你是生产还是文号，还是销售，还是定价，我们都是以行政垄断的形式和行政管制的形式来进行管理。

这种管理就对市场的供给明显形成了约束，这种约束也导致市场供给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状态。比如说在过去的20年，我们对外资企业非国民保护，这种行政垄断对我们民族的医药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制衡。比如说过去发改委推行了20多年的单独定价制度，对创新企业的发展，形成严重的制约。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直接供给约束。

除了直接供给约束，还有间接供给约束。间接供给约束，在全世界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高税负对供给的约束，第二是高融合成本对供给的约束。这个在中国医药行业，或者在全社会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中国平均税务成本之高，及融资成本之高有目共睹。我们看到实际上这几年发展非常迅猛，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因为融资成本非常低。因为在香港上市的融资成本大概是3%、2%，再看看我们国内的融资成本，大企业大概能拿到5%~7%，小企业就得15%、20%。这种可怕的融资成本，带来巨大的企业生产成本。

我们曾经讲过，四大银行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竞争标准的话，全部处于亏损状况。现在为什么巨大盈利？就是因为他们把盈利转嫁了企业的税负成本，融资成本承压。一句话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不是给股东打工，是在四大国有银行打工。

融资成本高也就算了，我们的税务成本之高，也是有目共睹。当然全行业不是每个环节都税务成本高，我们底价代理模式，每年在国家高税负情况下，我们偷掉的税务也是巨大的。所以这也是行业过去几年犯罪资金充足的核心原因之一。那么这就产生了问题，越大胆的企业，犯罪成本越低；越规范的企业，规范运行的成本越高。这两者的差距，对好企业产生了劣币逐良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