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造成大规模恐慌的并非感染率几乎为零的埃博拉，而是人性使然。
上周，在得知校长近期去过南非后，密西西比州赫斯特一所中学的家长们连拖带拽地把孩子们带离学校。
在锡拉丘兹大学，一名获过普利策奖的摄影记者打算就公共卫生面临的危机发表演讲，该计划却因他在利比里亚工作过被取消。
俄亥俄州布雷克斯维尔的一幢办公大楼也被关了，因一名员工去过埃博拉流行区域引发了其他员工的过度恐慌，此前曾有约1000人在那里工作。
俄勒冈州一所高中取消了九名非洲学生的来访，尽管他们的国家都没有埃博拉患者。
在整个美国，对感染埃博拉的恐惧已经引起了集体的、全国范围的精神高度紧张。学校空无一人，商业贸易也暂时停滞，只是去非洲旅游一番的美国人也正遭受排挤。
虽然联邦政府正通过新任命的“埃博拉沙皇”努力掌控这种致命性疾病的传播局势， 其他疑似患者也被隔离，但美国本土内真正确诊的案例数一只手就能数的过来：只有3个。这些患者也都和托马斯·埃里克·邓肯有关。邓肯于10月8号在达拉斯一家医院死亡，他此前去过利比里亚，两名救治他的护士也是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唯一确认的埃博拉患者。
像埃博拉这样几乎为零的感染率，以及病毒带来的真实而令人恐惧的症状，通常并不会引发大众的恐慌多疑。理性消失了，非理性崭露头角取而代之，这就是人性。一直以来当我们发现有些神秘致命的东西在那儿，人类就都会变成这样。
”历史上记载过人们误解、恐惧感染病的例子。”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公共卫生领域的副教授安德鲁·诺梅说道，”误解已经过时了”。
然而在14世纪的欧洲，人们在类似黑死病(该病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以及近期美国发生的肺结核(例如，患者的家人通常无法得到人生保险)等类似疾病的认知上有过广泛的误区。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过激反应有点像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另两种疾病的反应：小儿麻痹症和艾滋病。
19世纪50年代研究发现孩子在水中会感染小儿麻痹症病毒，人们对此的担忧致使大范围内的孩子被严禁在湖泊及水池中游泳。30年后，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慌导致许多人甚至拒绝接近那些被认为感染上艾滋病的患者。
就像首例小儿麻痹症和艾滋病患者，美国人对埃博拉也一无所知。它不同寻常，不被了解，单单它的病源在国外就会引发恐慌。染上埃博拉病毒的人死亡率极高，加上可怕的症状---包括眼睛甚至有可能耳朵、鼻子、直肠出血，就会激发人们极其强烈的、源自本能的想要躲避或者控制它的反应。
”它触碰了所有风险感知的敏感问题”。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斯洛维奇说。
人类基本通过两种方式回应危险: 一种是以直觉的方式，一种是通过更长时间的思考，后者是基于信息与分析做出的更具有思想的决策。在大数据时代甚至在用数据分析之前，我们不得不使用直觉。那看上去像会杀死我们吗?最好离远点。那人患病吗?好吧，最好还是躲着他们。
”过去没有科技和分析来指导我们，”斯洛维克说。”我们仅仅跟着感觉走，并且活了下来。”
但尽管今天我们知道流感今年可能会杀死上千人，或者知道心脏病是美国每年致死的主要疾病，我们却更倾向花时间去担忧会感染上这种疾病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哪怕只有少数人受到该疾病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是被染上埃博拉后令人恐惧的结局影响的。
“当人们认识到患上这种病的后果是可怕的，患病的几率已被他们抛在脑后，”斯洛维克说道，”染上埃博拉病毒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我们的感情并不受这一事实影响”
斯洛维克将埃博拉比喻成恐怖主义，它杀死我们的可能性也很小，但其后果却能耗掉大量的政府资源，长久地保持美国人民的警觉。
“数据背后是人们流干的泪水，”他说。“通常我们对大的局势回应太少。”
过激反应经常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哈弗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吉恩·伯瑞森说，恐惧经常会通过父母和学校领导引发不必要的反应，以及那些自认为不可能感染埃博拉的群体的社会排斥。
“关闭学校简直是荒谬的。” 伯瑞森说，“感染埃博拉是一件很难的事。人们需要退一步，冷静下来，看清楚事实，因为我们确实能够使用理性来防止情绪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