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热潮，几乎席卷了大部分重要的实体瘤，但在肝癌领域，进展却显得格外沉寂：至今没有获批的ADC药物，也鲜有真正进入临床视野的疗效数据。

这并不是一个不值得投入的市场，相反，放在全球癌症版图中看，肝癌始终是一个高负担、高死亡率的大癌种。真正的难点在于，肝癌患者常伴随基础肝病和肝功能损伤，安全性窗口更窄，且肿瘤异质性高，耐药机制复杂，也缺少像HER2之于乳腺癌、CLDN18.2之于胃癌那样已被充分验证的成熟靶点。

而在2026年ASCO大会上，乐普生物一款first-in-class药物的出现，为这一领域带来了一个关键的突破信号。

MRG006A是一款靶向GPC3的ADC，也是全球首个报告晚期肝癌积极临床疗效数据的ADC药物。虽然目前的结果还只是早期信号，但却为这一始终缺乏突破的领域，立下了关键的临床锚点，也把一条被期待已久的治疗路径，第一次真正推到了ASCO的聚光灯下。

肝癌ADC等待破局，
GPC3是最值得被验证的路径之一

肿瘤药物开发从来绕不开一个现实问题：患者基数决定市场规模，也决定了一条技术路径能否形成足够大的产业想象。从这个角度看，肝癌并不缺少吸引力。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肝癌是全球第六大常见癌种、第三大癌症死亡原因，2022年全球新发病例约86.6万例，死亡约75.8万例。[1]中国是全球肝癌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2022年新发病例超过36万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四成以上。[2]

换言之，肝癌既有全球市场基础，也有鲜明的中国患者需求。但与肺癌、乳腺癌等癌种相比，肝癌治疗的进步明显更慢。

过去十多年，晚期不可切除HCC的一线治疗经历了从索拉非尼、仑伐替尼等多靶点TKI单药，到PD-(L)1联合抗血管生成、双免疫方案的代际切换，治疗获益已经被抬高了一个台阶。但即便如此，整体疾病控制时间仍然有限，而患者在一线治疗失败后的选择更是“短板”。

现有经典后线药物，如TKI、抗VEGFR药物及部分免疫治疗等，其注册证据多建立在索拉非尼一线治疗之后。在当前一线免疫联合治疗逐渐成为主流的背景下，后线治疗的循证路径和标准仍不够清晰。

也正是在这样的治疗缺口中，ADC开始显现出真正的价值。

过去，传统化疗在肝癌中的获益有限，并不是因为“直接杀伤肿瘤”这一路径没有价值，而是因为肝癌对细胞毒治疗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一方面，患者往往合并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等肝损伤，难以承受足够强度的系统性化疗；另一方面，癌种本身异质性高，存在较强耐药机制。

ADC可以通过更精准的递送方式，让细胞毒药物在肝癌中重新找到发挥空间。但要让这一路径成立，还需要一个足够理想的靶点。
GPC3正是少数具备这种潜力的靶点之一。

GPC3是一种细胞表面癌胚蛋白，在约90%的HCC中存在阳性表达，而在正常成人组织中表达较低[3]，这意味着，GPC3具备清晰的肿瘤选择性，且能覆盖较大比例的患者。另一方面，GPC3表达与肝癌侵袭性和不良预后相关，可能指向一部分风险更高、更需要有效治疗的人群。这为肝癌提供了一个稀缺的靶点基础。

围绕GPC3的全球竞争已经开始升温。除了乐普生物外，AbbVie、Zymeworks及智康弘义也已推进相关ADC资产进入I期临床研究，以兑现这一靶点长期未被充分释放的临床潜力。可以说，GPC3 ADC的竞争窗口正在打开。

更宏观地看，肝癌ADC的探索边界正在扩大，B7-H3、PD-L1、c-Met等泛实体瘤相关靶点ADC，也开始将HCC纳入早期研究队列中。越来越多药企正在尝试用ADC重新打开这一癌种的治疗空间。

MRG006A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让GPC3 ADC第一次完成了从靶点假设到临床信号的跨越。对于长期缺少ADC突破的肝癌来说，这不仅是一款产品的早期进展，也是整个赛道向前探索迈出的一个关键积极信号。

ASCO数据率先读出，MRG006A为
GPC3 ADC建立临床坐标

具体来看此次ASCO披露的数据，MRG006A-001是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I/II期临床研究，入组标准为标准治疗失败后的晚期HCC患者。MRG006A每三周给药一次，Ib期剂量扩展阶段选择3.2、4.0和4.8mg/kg三个剂量组进行探索。

截至2025年12月19日，剂量扩展阶段共入组26例GPC3中或高表达患者，既往接受治疗线数中位数为2，25例患者接受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和抗血管生成治疗，占比达到96.2%。

这意味着，MRG006A面对的并不是治疗初期的患者，而是高度贴近当前晚期HCC后线治疗缺口的人群。在这一背景下，MRG006A报告总体ORR为24%、DCR为68.0%、CBR为32.0%，显示出明确抗肿瘤活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GPC3高表达患者。在12例GPC3高表达患者中，MRG006A的ORR达到33.3%，DCR达到75.0%，CBR达到50.0%，mPFS达到7.0个月，mDOR为4.2个月。

这一数据的意义，需要放在晚期HCC既有治疗水平中观察。当前一线免疫联合治疗虽然已经将治疗获益明显向前推进，但mPFS大多停留在7个月以内，ORR通常在30%以内。进入后线之后，ORR和PFS更低，通常处于个位数到低双位数水平。

虽然MRG006A-001目前仍是早期、单臂、小样本研究，不能与这些大规模研究直接横向比较，但在既往接受过免疫和抗血管治疗的晚期HCC人群中，GPC3高表达患者出现超过30%的ORR和7.0个月mPFS，已经足以说明其具备进一步临床开发价值。

安全性方面，MRG006A整体耐受性良好。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2.3%，最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血小板计数下降、血浆胆红素升高、AST升高、白细胞计数下降、恶心等，未出现治疗相关永久停药或死亡案例。

MRG006A之所以能够在这一难治场景中取得疗效和安全性的积极表现，也与其分子设计有关。

该药基于乐普生物新一代ADC技术平台Hi-TOPi构建。MRG006A采用差异化双TOP1抑制剂payload，DAR为8。TOP1抑制剂是新一代ADC的重要payload方向，具有较强细胞毒活性，并已在多个实体瘤ADC中得到验证。且MRG006A相关payload并非P-gp底物，有助于降低药物外排对细胞毒活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其linker可以在血液循环中保持高度稳定性，对于ADC而言，这一设计尤为关键：如果linker过早释放payload，可能放大系统毒性和肝功能风险，如果进入肿瘤后释药不足，又难以形成有效杀伤。这也是MRG006A能实现疗效和安全性平衡的重要基础。

从MRG006A的整体布局来看，早期单药数据只是第一步。乐普生物已经启动MRG006A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靶向/抗血管治疗用于晚期HCC的I/II期研究，这也让MRG006A的开发不再局限于后线单药，临床价值有望进一步放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MRG006A这次在ASCO亮相的意义，也不只停留在临床层面。

对first-in-class资产而言，早期人体疗效信号本身就是一次价值重估的起点。MRG006A切入的是全球尚无获批ADC的肝癌领域，代表的是尚未被充分开发的新路径，又已经初步跨过临床验证门槛。这意味着，它已经不只是乐普生物管线中的一个早期项目，也很有可能成为下一款具备BD想象空间的中国first-in-class ADC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