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下，美国生物医学科学正处于十字路口。

75年来，联邦政府一直与学术机构合作，推动着改变医学、拯救生命的科学发现。

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和其他联邦机构最近的举动——包括削减经费以及拟议改变研究资助分配方式——如今正威胁着这一传统。

哈佛医学院是准备面临大幅削减经费的机构之一，这引发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研究未来的担忧。

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联邦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万尼瓦尔·布什 (Vannevar Bush) 的远见卓识的启发。 

布什在其报告 《科学：无尽的边疆》中将科学视为一束光，能够驱散战争的阴影，并阻止大萧条的重演。他为美国科学事业提供了路线图，重点关注基础研究。

布什在1945年提交给哈里·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写道：“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领跑者”。

虽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直到1950年才成立，但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这样的机构却开始效仿布什的建议，对和平时期的研究和教育进行投资，将美国转变为全球科学领袖。在生物医学领域，联邦政府的资助使美国研究人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加深了对健康和疾病如何源于单个分子和细胞相互作用的理解，以及这些相互作用如何在单个生物体乃至整个群体层面上最终发挥作用。

这些基础科学见解为心血管疾病、癌症、传染病和精神健康等领域的治疗带来了重要进展。

美国癌症协会估计，1991年至2019年间，基于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癌症检测、预防和治疗的改进挽救了350万人的生命。

在近250年的历史中，哈佛医学院（HMS）的大部分运营都未获得联邦研究资金的资助。哈佛医学院A. Bernard Ackerman医学文化教授、01届医学博士David Jones表示，早期的教职员工在医院工作和教授医学生期间，通过观察获得了深刻的见解。

19世纪中期，随着欧洲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欧洲各国政府资助科学和工程培训，推动了电气化、电报以及物理和自然科学的进步。相比之下，由于内战的干扰以及倾向于地方和州控制教育的传统，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的支持很少。

但到了19世纪末，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事业开始转型，琼斯表示，教员们很快就开始研究细胞、动物、细菌和人体。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等人的私人慈善捐款资助了研究，并建造了学院的新四合院。新校区于1906年开放，成为了蓬勃发展的研究和临床中心——朗伍德医学区的核心。

随着二战准备工作的加紧，政府自身的实验室已无法跟上。布什和哈佛大学校长、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康纳特呼吁政府直接支持大学研究。目标很明确：开发战争急需的工具。但科学家们也被赋予了追求自己想法的自由。

其结果是取得了许多显著的进步：大规模生产青霉素的新方法；更好的疟疾治疗方法；以及航空、雷达和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发展。

“这项研究的目标是战争，但它也产生了许多对民用有用的结果，”斯科特·波多尔斯基（Scott Podolsky）医学博士（1997 年）说道，他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与社会医学教授，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史中心主任。

这有助于塑造战后联邦资助科学作为国家进步支柱的模式。

战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一个在自有实验室进行研究的小型机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资助机构，为全国各地的大学提供研究和培训资金。资金也来自其他联邦资助机构，例如原子能委员会和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规模急剧增加，不仅用于支付研究费用，还用于资助大学发展科学所需的物质和行政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