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4年7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开信称,为了民主党和国家的最佳利益,他决定退出竞选,并支持提名哈里斯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媒体对此事件众说纷纭。那么,对于制药领域,拜登的退选又会产生哪些影响与变数?因为美国实行自由定价,法律规定政府不得直接与药企进行议价,即使是政府医保也需要通过第三方药品福利组织(PBM)与药企议价。但由于PBM组织被大型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收购,其有足够动力联合药企抬高药价,所以美国药价要显著高于其余国家。例如,我国首个出海美国的本土抗癌创新药泽布替尼,其在美药价是国内的9倍;而君实的PD-1特瑞普利单抗,相比国内医保后高出约33倍。得益于自主定价,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之一。以此同时,高昂的药价,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医疗支出的巨大。而拜登上任之初,正值新冠疫情流行时期,美国国家经济面临冲击。拜登政府宣布“美国救援计划法案”,救助计划总金额高达1.9万亿,其中包括了对美国药价的遏制动作。即如果药品价格上涨超过通货膨胀,药企必须给联邦医疗辅助计划进行退费。2022年,拜登签署《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RA法案),再次对美国药价“动刀”。IRA法案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对用于保障65岁及以上美国人医疗费用的Medicare花费最高的单一来源高价药品,进行价格谈判。2023年8月,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公布了首批10款药品医保价格谈判名单。可想而知,面对这场谈判,制药行业掀起了强烈的反对浪潮。各大MNC不仅牵头组成了一个“反反垄断”联盟(PULSE),更是抱团向联邦政府提出诉讼。而拜登政府态度强硬,为推动改革落地,采用了如加征高额税收、高额罚款等一系列强硬措施。最终,2023年10月,首批美国国谈名单中的所有药企均“自愿”,同意参加2026年美国医保价格谈判。如今,拜登宣布退出美国大选,2026年的美国医保谈判,能否落地,又会带来哪些变数?而在此之前(2024年6月27日),拜登与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进行了2024年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拜登还强调了他在任期间,对降低药品价格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将胰岛素价格降至每月35美元。特朗普则指责拜登政府试图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声称自己将确保这些关键项目的稳定。假设特朗普最终可以战胜民主党新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再次入主白宫,是否会对进入半程的“美国医保国谈”动手?要知道,拜登任职期间,就取消了特朗普于2019年制定的移民医保规定。2024年5月,美国《生物安全法案》在美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以40:1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该法案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美国政府对药明康德、华大基因等中国创新药企业进行制裁。
该无理行径是对我国“十四五”规划的“污名化”,旨在遏制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头部企业的良性发展。实际上,早在2022年,拜登就签署行政命令,发起《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计划》,承诺投入20亿美元,发展美国的生物制造业。而在此之前,就有外媒报道,即“芯片法案”之后,拜登准备签署一项生物技术相关的行政命令,目标据称“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因此,拜登在任期间,不断地尝试干涉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反观特朗普,对生物技术领域的关注度相较于拜登,表现得要更弱一些。
2016年,《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新闻》(GEN)对来自全球生物技术界和学术界的2300名成员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对特朗普的态度。结果显示,47.7%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可能不会支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表示特朗普当选总统将会带来积极影响的支持率仅有25.52%。果不其然,特朗普上任后对公立机构研究事务进行了多次阻碍,包括削减生物医学研究预算,反之希望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AI和量子信息科学等领域。然而,面对新冠疫情的爆发,特朗普政府自身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备受世界质疑。如采取单边主义措施,争夺盟友防疫资源;削弱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如果没有,且能推翻拜登政府《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计划》,对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算是一个利好消息。
如果有,且深刻意识到成功预防与应对生物事件的基础是具备先进的生物科技和强大而完备的工业生产能力,事态可能将变得更为严峻。特朗普政府可能追求以“美国优先、单边主义”等路径特征来谋求美国的生物安全,“脱钩风险”将进一步增大。时至今日,生物安全领域无疑成为了地缘政治与大国博弈的新议题。无论是民主党推进的“拜登经济学”还是共和党主张的“美国优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谁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在生物安全和生物技术领域对华发难,都有可能发生。过去五年,中美双边制药贸易从占贸易关系的0.6%增长到近3%的总值。这种增长,并非源自简单的国产替代关系,而是双方生物医药领域的友好交流。如中国为美国提供了更为高效的供应链能力和优质的工程师红利,帮助其应对药品短缺问题。而美国各大MNC将前沿生物技术,如小核酸、基因治疗等出口国内,促进我国生物医药发展。
同时,本土创新药企与海外MNC合理的收并购行为,也在促进两国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且中国市场庞大的市场规模,无疑成为了众多MNC的“掘金地”。
因此,唯有终止无理的制裁,开放合作才是未来,才能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