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心理健康问题不再像以往那样令人讳莫如深，而且有更多的人接受了该方面的治疗（至少是药物层面的），但自杀率仍然居高不下——尤其是男性自杀率。世界卫生组织（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预计每年约有100万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还不算那些自杀未遂者。大致在每个国家中，男性自杀都比女性更频多，这一点颇耐人寻味，因为女性通常患精神健康障碍如抑郁的概率更高（至少，据报道是如此）。一项新研究探求了可能解释为什么特定男性群体比女性更有可能自我了结的诸多因素。
当然，自杀与抑郁和焦虑等精神健康问题息息相关——自杀者大多患有此类精神问题——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据研究人员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外部因素。这项新研究是受撒马利坦会（Samaritans，一个为情绪受困扰和企图自杀的人提供支援的志愿机构——译注）委托进行的，由大不列颠的一组研究员开展实施。
男性自杀的诸多风险因素之一是中年危机。从历史来看，年轻男性所面临的风险比年长男性更大，但近数十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变。现在，中年男性的幸福水平最低而自杀率最高（尤其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等级越低，自杀率就越高）。事实上，男女两性的的幸福曲线呈U形走势，幸福水平在中年触底后即会反弹。
今天的中年男性夹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代际之间（战前的“沉默”一代和战后的“自我”一代），可能使他们更加无所适从。“正值中年的男性是‘缓冲’的一代——夹在父辈们的沉默、强干和朴实男子气概与子女们的激进、开放和个人主义之间。他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人到中年，长期人生决定的重要性也愈发清晰：做出改变可能要付出高昂代价，不仅从经济层面上，也从个人或社会层面上，因为改变可能会导致丢掉工作、财务上充满不确定性，或者就个人而言，会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处处受困的感觉会严重抵消幸福感。
研究发现处于较低社会经济等级的男性，其自杀率十倍于富裕阶层的男性。自杀与失业的联系为人所知已有段时日了，但研究作者们讨论的是，为什么除了失业外社会经济等级也会影响自杀风险。一个因素是就业日益“‘女性化’（向一个更加服务型的经济转变）”，这可能会使男人感到似乎自己在职场中的空间越来越少。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写道，“现在身处较低社会经济等级中的男性更难获得能够表达职业男子气概的工作，于是丧失了一种男性身份认同和一份‘骄傲之情’。”而丢掉工作可能还会使男性感到遭受了“双重失败，因为他们无法达到对男性角色的两个中心要求：有工作；而且能‘养活’家庭。”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虽然离婚和分手就男女两性而言都与自杀风险相系，离婚或分手的男性似乎尤其易受自杀“构想”（想法和计划）的影响并付诸实施。这也许有道理，因为据信男性从婚姻中获得的身心裨益比女性多（尽管婚姻对男女双方均有利）——所以婚姻瓦解会对男性造成更为不利的结果。也就是说，男性无论处于何种社会经济等级中，要扮演好刚强的丈夫角色仍有很大压力，现实情况是，如今这一经典角色可能有那么点不现实。“文化所认同的‘支配性男性气概’与危机中的男性每日艰难求生存的现实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研究报告如是写道。他们认为，收回自己的男子气概的一种方法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现实是，有一堆变量相互影响，彼此叠加。比如，处于较低社会经济等级中的男性将一段关系的结束看得更为严重，而反过来，经济困境也会导致婚姻问题和各种压力。当对男人而言一切土崩瓦解之时，他们也就真的崩溃了。作者们指出，对于导致男性自杀的“心理路线”我们了解的太少了——即，一旦男性感受到了经济、职业或个人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导致男性的自杀比例比女性更高呢？
部分原因可能是实际上男性的痛感阈限更高，这反而会导致男性自杀的风险更大，因为一旦爆发就会如火山般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在压力下还可能做出更糟的决定——而且失业的男性可能想不到有效的措施来解决个人困境以及恰当地应对他们有工作的另一半。
如何降低中年男性（或其他人群）的自杀风险？方法并不多。本项新研究的作者们建议，其中一种方法可能就是针对高风险的年轻男性及男孩开发出有效的干预措施，因为导致中年自杀的许多思维模式可能始于年轻时。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比处于高位的人所面临的风险高得多，这一现象是不能接受的。”研究作者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Platt）对《每日电讯报》（Telegraph）说，“我们需要让这种看法成为自杀干预措施和行动的重要部分，并在当地和全美范围内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