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院士们“下山”，国内基础研究能力提升，看到苗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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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麻溜地向普林斯顿大学递交了辞职申请。”45岁科学家颜宁的一番官宣，撼动各界。
归去来兮。接下来，颜宁要做一件让国内医药、科学界为之期待的事：出任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领导临床、转化和产业化等工作，推动科研模式创新。“我将协助深圳来创建一所集科研、转化、学生培养、经费资助等若干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深圳医学科学院，挑战生物医学难题，做出真正原创性的突破。”
2021年3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深圳医学科学院建设方案》，提出该机构将重点聚焦重大疾病防治、国际前沿医疗技术、可持续发展健康研究领域，主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临床及转化研究、公共卫生研究，推动研究转化、工程化及产业化全链条创新，对标的是美国NIH等世界顶级的医学研究及资助机构。
深圳医学科学院聚焦的，正是整个医药界现存的痛点。颜宁之愿，亦与制药行业的渴求“共振”。中国创新药的真正发展不过四五年时间，目前仍旧缺乏原始创新，基础科研桎梏待解。颜宁表示：“基础研究与药和医密不可分，这是现代制药业的一个大趋势，而从病床到实验室，再到制药公司，再回到病床，打通这个端到端的顺畅联系，也正是深圳医科院的一个重要使命。”
深圳医学科学院是国内首个市一级的医学科学院，无疑，该机构将孕育出国内基础研究的一片新土壤，两者此次共洽，可为国内的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再造曙光。而近年来，一大批顶尖科研人才回国深耕、寻找原始创新，施一公、王晓东等众院士“下山”开创业公司，具备迫切需求和现实意义。他们的“出动”能够带来什么?整个医药界翘首以盼。
01
国内基础研究薄弱，瓶颈亟待突破
高校“不自信”，科学家“妥协”，企业家“自我欺骗”……站在整个医药产业中，众者各有自己的思量和犹豫，医药创新产业链难以打通，创新成果转化难以落地。与国际相比，我国医药创新的整体水平仍落后于全球领先水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偏低，顶尖科研机构数量有限，前瞻性科研创新领域亟待突破。而当前，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制药工业界，高校、医院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研发成果转化相对薄弱。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王锦此前在2021年启思会上曾表示，在资金投入方面，尽管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量近年来都是稳居世界第二，但当对研发资金在不同阶段的用途进行分解之后，发现中国在基础研究阶段有一个结构性的薄弱。中国在基础研究占到的研发资金比重只有6%，远低于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瑞士等平均15%的比例。同时，也反映出投资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孵化支持不足。
基础研究是处于医药研发价值链最前端的创新源头，通过疾病机制研究、靶点发现、靶点鉴别和验证、药物筛选和优化等转化研究，来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提供医药研发的创新引擎。但在雅创医药CMO刘确看来：“国内的基础研究仍然薄弱，而跟随的项目又很多，总是跟风，久而久之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其实，从企业角度是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国内药企可以和国外的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合作来研发全新的靶点，对于一些小企业来讲，也可以和国内的研究单位合作，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安渡生物COO陈小敏也持同样的观点，她认为国内近年来药审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利好，中国正在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新药研发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从数量上看，中国对于全球创新的贡献仅次于美国。“但需要正视的是，原始创新、基础研究能力仍然有待加强。”
那么该如何去提升基础研究实力？这需要搭建学术界、医学界、产业界之间的人才交流渠道，联结基础研究、临床需求和商业应用，故颜宁的回归、施一公等院士从学术界移步至产业界价值凸显。
亦有人谈到，要优化基础研究公共投入方式，提升经费管理使用效率，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还需要国家专项资金带动引领，适当的增加早期的研究投入，去资助新机制、新靶点的有效探索，真正平衡一个差异化改良和突破性创新的研究方向。颜宁要去的深圳医科院，即有着由政府资助、社会投入、转化收益共同组成的多元资金筹措机制。政府通过设立“深圳市医学研究专项资金”，支持深圳医学科学院开展院内外项目研究。
02
院士“下山”，科研与产业联手的想象空间
从清华出发，赴常青藤名校任职，颜宁荣誉满身：清华大学医学院曾经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攻克膜蛋白研究领域50年不解的科学难题、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自身的“硬核”实力将继续在国内施展，与深圳医科院将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这令人期待。
实际上，除了“颜宁们”归来，众院士相继“下山”，实现科研界与产业界强强联手这一现象在近年来也愈发风靡，越来越多的顶级科学家开始参与到基础研究转化的过程中，实现源头创新，挑战转化难题。他们大多活跃在新药研发公司一线，一方面作为联合创始人参与到一家医药公司的创立；另一方面，以任职方式加盟医药公司。
据E药经理人不完全统计，院士“下山”创办的医药公司有（以下按照公司成立时间排序）：
王晓东——百济神州+维泰瑞隆

王晓东是改革开放后大陆获得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研究重点是细胞凋亡的生物化学途径和生物化学过程，创办了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第二任所长，后又分别创办了百济神州和维泰瑞隆。
2010年，百济神州诞生，是首家实现在美股、港股、科创板三地上市的医药企业，也是最早一批进入商业化的Biotech。
继创立百济神州外，王晓东在科学研发的道路上并未止步，与北生所资深研究员/技术转化中心主任张志远于2018年共同创建维泰瑞隆（Sironax），这是一家全球性的专注于研发First-in-class化学药物的生物制药公司，聚焦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主要基于王晓东实验室在细胞凋亡机制方面的基础研究，以及王晓东和张志远实验室在研发针对细胞凋亡机制的小分子药物的能力。目前，维泰瑞隆首个产品RIP1抑制剂临床实验申请获得NMPA受理。
施一公——诺诚健华

施一公在业界颇具盛名，先后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西湖大学创始校长，颜宁即师从施一公。
目前，施一公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外籍成员等诸多头衔。
诺诚健华诞生于2015年，由施一公和崔霁松联合创立。彼时，药审改革也刚拉开帷幕，国内对新药研发的重视程度已上升到战略层面。诺诚健华应运而生，官网至今表达着自伊始所怀愿景——为全世界正在对抗癌症及免疫系统性疾病的病人提供先进的创新药物。目前，诺诚健华已实现A+H双地上市。
董晨——鑫康合生物医药、毕诺济生物

董晨是世界著名免疫学家，于201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院长，清华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研发精准医学计划的项目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炎症生物学与疾病”创新群体负责人,北京市慢性疾病的免疫学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目前为上海市免疫治疗创新研究院创始院长。
早在2015年，董晨便创建鑫康合生物医药，公司的研发团队依托创新型抗体研发相关的核心技术平台，快速地推进了各项在研产品，侧重肿瘤免疫和自身免疫性的创新抗体药物研发。
继鑫康合后，2021年11月，董晨又联合高瓴创投、辰德资本等机构共同创立又一家Biotech——毕诺济生物，专注实体瘤细胞治疗，成立至今已累计融资数亿人民币。
孙勇奎——原力生命

原力生命成立于2016年11月，由孙勇奎创立，是一家专注于新一代肿瘤靶向与肿瘤免疫调节创新药研发，全球化权益布局的生物科技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勇奎于2016 年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曾供职于默沙东20余年，拥有非常丰富的新药研发与商务开拓经验。2021年8月，原力生命完成一亿美元融资。
谢晓亮——丹序生物

谢晓亮头顶中美四院院士的光环，分别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4年，谢晓亮和团队实现了全球首例“MALBAC婴儿”的诞生。2015年，谢晓亮获得美国重量级的生物医学奖——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成为该奖项的首位华人获奖者。多位获得过该奖的科学家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也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2018 年，谢晓亮正式全职回到母校北大任教。2020年6月，谢晓亮作为联合创始人创办丹序生物，致力于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平台进行抗体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不断推动针对包括传染性疾病和癌症在内的各项适应症的创新型药物研究，开发国人用得起的好药。
邵峰——炎明生物

邵峰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资深研究员，于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20年，邵峰与邓天敬联合创立炎明生物，邵峰创始人兼董事长，开发First-in-Class细胞焦亡药物。随后针对Gasdermin家族蛋白开发抑制细胞焦亡的全新药物分子项目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是世界上第一个特异性针Gasdermin蛋白的抑制剂，实现了领先世界从0-1的新药研发。
此外，还有越来越多院士活跃一线，加盟医药公司，担任重要岗位。如海翔药业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芬儿为首席科学家，以加快公司科技创新和产品升级；剂泰医药任命美国工程学院院士陈红敏为美国公司总裁兼研发负责人；广药集团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良为首席科学家、广药研究总院名誉院长……
此外，还有“先创公司、再当选院士”医药人。比如以岭药业创始人吴以岭于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缘药业董事长肖伟于202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