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药公司送给美国市场的“新年礼物”从不迟到。

在这个全球处方药价格最高的国家，“自去年12月31日起，美国市场中已有434种药物平均涨幅达5.2%”。

但这波涨价显然还没有结束，去年同期数据显示，当年1月共有832种处方药完成涨价，平均涨幅4.6%。

长久以来，美国市场自由的定价制度让这里成为全球利润最丰厚的制药市场，自由定价制度明确美国不直接限制药品价格，政府不干涉药物价格谈判，且禁止政府医保和药企直接进行价格谈判。

这一制度的初衷是希望药企能够尽快收回成本，维持并驱动自身的创新研发。但近年来制药公司在每年固定时间段以“跑赢通胀”或“拉高利润”的策略性提价举措也为人所诟病。

当政府层面的药品定价倡导者开始计划通过立法“控药价”，制药公司的CEO们是这样回应的……

01
涨价来势汹汹

包括不少重磅药物在内的四百余种药品的清单价格平均上涨5.2%。

在这之中，辉瑞摘得了目前“涨价幅度最大的公司”以及“调高药物价格最多的公司”的双冠王。

在GoodRx的统计中，辉瑞调高了近百种药物的药品价格，涨幅区间从失眠药物Halcion 0.5%的微调到免疫药物Solu-Cortef高达16.8%的涨幅不等，而16.8%的涨幅，也是截至目前涨价幅度最大的产品。

不只是药品，辉瑞的疫苗产品也出现在调价名单中。其肺炎球菌注射剂 Prevnar 13 和 Prevnar 20价格分别提高了 6.5%和6.6%。包括抗生素Bicillin CR、化疗药物Camptosar、雌激素替代疗法 Depo-Estradiol 和抗凝剂 Fragmin的价格都将有10%的上涨。

虽不及辉瑞，英国制药商GSK与以色列仿制药巨头Teva也分别提高了30余种产品的价格。统计显示，GSK的价格涨幅从2%到7%不等；Teva的涨价幅度则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为9.4%。

法国制药商赛诺菲则提高了13种药物的标价，白喉和破伤风联合疫苗 Pentacel价格提升2.4%，脑膜炎球菌疫苗Menactra和Menquadfi则分别提高5.2%；美国制药公司诺华仅对Simbrinza、Signifor和Signifor Lar三种药物做出了提价的决定，价格分别提高了5.3%、5%和5%，与行业水平持平。

吉利德也将11种药物的价格提高了5.6%，不乏一系列抗HIV重磅产品。比如在2020年全球销售额超过70亿美元的Biktarvy，该药物在2021年价格上涨4.8%，此番价格再度上涨5.6%。除Biktarvy外，吉利德对其他抗HIV药物的价格也同步上调了5.6%，包括2020年销售额超过30亿美元的Genvoya；销售额超过18亿美元的Descovy；以及收入17亿美元的Odefsey。

从涨幅排名来看，辉瑞Solu-Cortef高达16.8%的涨幅是迄今为止出现的最高涨幅；Exeltis的避孕药Tyblume则紧随其后，价格上涨了15.8%；Leadiant Biosciences的癌症药物Matulane于新年第一天上涨15%，同时，Collegium Pharmaceutical的止痛药Nucynta和Nucynta Er也同样上涨15%。

当然，这仅仅是截至1月4日的数据。从过往表现来看，制药公司年初的涨价潮将持续至本月底。2021年1月共有832种处方药完成涨价；2019年开年前10天，490种处方药涨价……

02
降价还是创新

一方面，药品定价倡导者多年来持续呼吁药价改革，另一方面，制药公司CEO威胁降价等于扼杀创新。

礼来首席执行官、PhRMA主席Ricks多次公开表示，降低药价会阻碍创新。

“上世纪80-90年代，全球80%的新药研发发生在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不足20%。新药研发的阵地转移到了哪里？答案是美国。”Rick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这样举例，“降低药品价格将会让美国市场重蹈欧洲的覆辙。”

不只是礼来，包括艾伯维、BMS、百健、GSK等在内的多家制药公司CEO都曾在给国会的公开信中写道：“允许医疗保险对药品价格进行谈判将威胁患者获得药物，并牺牲未来的医学进步。”CEO们警告，若降低药品价格，公司将在十年内从公司创新研发费用中削减1.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生物技术公司开发的新药将减少90%甚至或更多。

此前，默沙东前CEO Frazier就曾在PhRMA的会议中表示，“通过改变医疗保健体系降低药价将摧毁这个行业。”Frazier说，“虽然像默沙东这样的大公司会生存下来，但制药企业所做的研究将大大减少。”根据该提议，默沙东将削减近50%的研发。

虽然美国为全球医药研发做出的贡献始终保持在50%，并且过去的20年里，在美率先获批上市的新药数量可以占到全球的半数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攀升，但源源不断的创新并不能阻止政府与制药界在药品价格中的“博弈”。

作为全球处方药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历任美国政府一直寻求降低处方药价格的方法。不论是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将降低处方药价格作为他的竞选核心承诺、出台《美国病人优先计划》、医院组建仿制药公司、签署降低药价的行政命令；还是拜登政府的“Build Back Better”法案将允许医疗保险就某些药物的价格进行谈判……众多旨在降低药价的行政命令，因受到法律的限制和制药界的强烈抵制而收效甚微。

去年9月，拜登政府曾要求立法者制定旨在降低处方药品价格的相关立法，再一次遭到制药界的强烈反对。在拜登公布的医保改革新法案中规定，从2023年起，药价每年涨幅均不得超过通胀率，否则要向政府缴还差价；并且政府医保将从2023年起就药价与药企进行议价。但从目前来看，这一法案已经停滞。

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贸易组织批评拜登政府在“Medicare”中启用药品价格谈判的计划，并表示这将减少用于开发药物新疗法的资金。彼时，Ricks就表示：“这是实施政府控制药品价格的烟幕弹，我们不能也不会支持损害实际用药的患者的利益的任何政策。”

有美国市场分析学者指出，创新药的高利润驱动着药物创新，这也是降药价会引起制药公司激烈反弹的原因之一：动辄“烧掉”数十亿美元研发费用的新药研发工作，的确需要资金的支持。

药品定价倡导者持续呼吁改革。尽管提出了众多建议供考虑，但始终未能促成重大的药品定价改革……

一些相对温和的方案也在酝酿之中。此前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Ron Wyden曾表示，他正在制定一项相对温和的替代提案，该提案将允许政府就已经上市多年但尚未降价的药物进行价格谈判，Ron表示，制药企业可能更容易接受。

作为美国规模最大的行业之一，制药业正利用其庞大的资源，保护自身企业免于监管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国内医药行业人士认为，单纯的政府限价并不能解决药品高价问题，影响美国药品价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改变高价且年年涨价的局面，将是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