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保对于创新药的支付体系仍处于建立的初期，构建创新药多层次保障体系，一方面要造福人民的健康；另一方面，要避免人民健康在提升过程中造成巨大的财务压力。我们提出建立全新的医保的创新药支付体系，不是要把包袱甩给老百姓，而是要继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让百姓的支出处于合理的承担界限之内，达到共治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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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9日，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以下简称“药促会”）联合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以下简称“RDPAC”）发布《构建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2021-2025）》，并召开记者会。会上，中国药促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与RDPAC执行总裁康韦接受记者提问，并围绕中国医药行业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进入11月，2021年国家医保谈判即将拉开帷幕。谈及如何协调创新药企的可持续发展和老百姓用药可及性的问题，宋瑞霖表示，近５年来，我国医药创新产业迅速崛起，发展势头强劲，逐步形成以患者需求为核心，以临床为导向的药物研发新格局。相对而言，我国的医保对于创新药的支付体系尚处于建立的初期阶段，如何保证医保谈判的源头长流，构建创新药支付体系，提高保障水平，仍是待解的问题。

“不能因为目前的资金不够，就去降低药品的临床价值。”宋瑞霖表示，从中国创新态势的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单纯的依靠现有的医保体系来支撑中国创新药发展并不乐观。根据我国2018年处方药市场销售数据，专利药占中国药品市场金额的9%。目前欧美国家专利药占药品市场金额的比例已经达到40%以上。如何建立新的创新药医保支付体系，宋瑞霖认为，“开源节流”才能把临床价值和支付能力分开，一方面，以临床价值为基础，确定药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医保部门要量力而行，根据医保的支付能力确定医保的支付标准。同时让全社会和产业链各个利益方加入，建立以临床价值为核心的药品研发、申报、审评、使用、准入体系，一把尺子量到底。

康韦结合国际经验提出了一种思路。她表示，在我国，2016－2020年，上市创新药有一半未被纳入医保。在2020年的医保谈判中，超过30%的谈判候选药未能进入医保目录，这无疑是患者的损失。她提出，国外许多国家的商保产品包含补充保险和高端保险两种。其中，前者指向基本医保中不能报销或者报销比例很小的部分，与基本医疗保险形成很好的补充；后者则可以指向单人病房等高端医疗服务。未来这两种保险在中国的医药业态中都会有发展空间。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如何看待目前国内药企在靶点研发过程中所存在的“扎堆”情况。对此，宋瑞霖认为，创新扎堆的现象，在国际药物发展历史中也出现过，我们要强调源头创新，首先在研究体系上进行完善，为药物发现提供更适合源头创新的土壤。

此外，宋瑞霖还指出，中国医药创新仍在“爬坡”阶段，大量新生的Biotech公司还是非常需要CRO（研发外包组织）的专业指导，临床设计和数据统计等方面的服务。所以，药企自建临床团队和CRO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只是企业在不同的阶段出现了不同的需求。

“像百济神州、恒瑞医药这类已经从Biotech转化为Biopharma的企业，他们自建临床团队，拥有CRO的临床研发能力是非常正常的，这对CRO行业实际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宋瑞霖表示。

康韦认为，从跨国企业的经验看，源头创新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投入，但药物研发模式可以是合作式的。例如新冠疫情中大放异彩的mRNA技术，其实是一名匈牙利生物化学家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企业研发的最早期靶点，也可以是从外部科学家引进，通过临床试验再转化到临床上。

“对于源头创新，科学家的探索精神是最重要的。现在中国对于新靶点的探索已经在路上，但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实现。”康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