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下半年开始，免疫学家、吉林大学教授朱迅前几年预言的“创新药挤泡沫”时代，非常明显地到来了。

在医药圈二十多年，身兼研究者、管理者、创业者、投资人多种身份的朱迅，见证了2015年由毕井泉上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后，政策开始破冰，创新药进入快速审批通道、国内外监管开始接轨，资本和人才快速流入已沉寂数年的新药研发领域。科创板和香港18A，更是让资本有了涌入、增值和退出的机会。

一个个创业者被带入了抗肿瘤药品靶点扎堆的赛道，进入了高估值、不断融资、击鼓传花的游戏中。

他也看到了资本对药品做为“特殊商品”本质的扭曲。创新药的落地，不是通过医生到病人手中，而成为所在公司在科创板或港交所上的一串代码。

朱迅在创新药赛道最火热的时刻，开始“炮轰”创新药的泡沫时代，呼吁参与的科学家、创业者、医生、资本和CRO公司自我约束。

但在一个狂欢时代，呼吁从业者“自律”，是不合时宜的。一些业内人士，戏称朱迅是“愤青”，但也不否认：他是看到的一些问题是真问题。 

前几年在资本金光闪闪涌入时，在一些从业者的心中，朱迅的预言，就像“人总是要死”的判断一样，只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到了2021年，这句“无用的真理”，真的成为“预言”。 

变化从顶层政策开始，悄然而至。

去年底，科创板改变规则，迎来“最严退市新规”，要求上市企业“在上市四年后有盈利”。随后的半年，准备上内地科创板的药企，要么主动撤回申请，要么被否决——到九月末，已有14家医药企业上科创板被否；准备到香港上市的创新药企开始排队成“堰塞湖”，投资人由前几年的急不可待转变为“担心破发”。

悲观的论调也开始出现，有人认为，创新药领域已经不是一个雪球越滚越大的雪坡，而成为一场即将到来的“雪崩”。

相对于这种极度的悲观，朱迅又成为一个看好未来的乐观主义者。在他眼中，过去二十年中国医药领域的进展是极大的，即便充满泡沫，也值得肯定的。“只是发展逻辑及方式出了问题。”

-01-  中国创新药的危机时刻
深蓝观：一个行业没有危机感，往往因为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舒服的时刻。提前预警危机的人，有时会被当作喊“狼来了”的那个孩子。关键在于，迄今为止，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悲惨的故事？
朱迅：这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好玩之处，它不像其他一些互联网的风口，例如共享单车，一两年就可以看得到一个明确的结局。

而医药领域，尤其是创新药，成长的周期很长，死亡的周期也很长。一个药品在研发初期，即便再懂药的人也难以预测后续发展，需要一步步去展现。一些失败，3-5年都看不到结局；一些注定失败的项目或公司，却一时半会死不了。 

一个创新药公司成功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产品是否上市？销售有没有市场份额？有没有足够的销售额？

不赚钱的公司，即使规模再大，都不是什么大公司。世界排名前列的大公司，哪些是不赚钱的？你看苹果，不赚钱吗？全球手机利润的绝大部分都在它手里。你看全球排名前10 的制药公司，那个不是几百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几十亿美元的利润，这才是真正意义上成功的公司，这才是真正的大公司。

但现在中国创新药投资领域被认为比较成功的公司，主要是指有足够能力融到钱，能够快速IPO的公司。这些公司多数是“市值上的大公司，事实上的小公司”。

当然我国的创新药公司多数成立时间还比较短，未来还有一定的发展时间及机会。那些可以多次融资成功的公司，在纳斯达克融一笔钱，花没了；在香港18A再融一笔，再花没了；最后还可再到内地科创板融一笔钱；如果在钱花完之前仍无法完成公司由成本中心向利润中心的转化，它的故事就很难再延续了。我预感有许多公司在不远的未来将面临这种尴尬局面的风险。

深蓝观：那怎样算是一个正常的故事？

朱迅：药品不是普通的消费品，除药品研发、生产方外，它的良性生态应该有4个角色：医院平台、专业医生、作为消费者的患者（患者并不是唯一的支付方），支付方（商保或医保）。 

但资本扭曲了这个生态，无数个biotech成立，投入，立项，CRO 参与研发，医生投入临床实验，但最终生产出来的药品，却在中国找不到市场和买单方。

药品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高度异质性，它不可能由一个产品来统领。

药品不可能用一个软件、芯片、屏幕的分辨率，也不能通过一个镜头来统领。此药非彼药，降压药无法降血糖，抗生素不能抗肿瘤；抗肿瘤药不能治疗其他领域的疾病，关于新冠治疗的药品，没有一个能彻底治愈新冠；在临床需求上，人类有七八千种遗传病需要治疗，但迄今为止，能够有效治疗的遗传病也就几十种。

随着人类老龄化，医学模式也会产生变化，人类的平均寿命在增长，但是人口的健康寿命的增长没有随之增长——这意味着人类疾病缠身的日子会越来越长。

创新药产品应该围绕着人类疾病的临床需求来做，但是现在，至少是我看到的当下的我国新药研发状态，并没有满足这个初衷。 

大家现在都围绕着哪一个产品能IPO去做，特别是那些扎堆的me too药、生物仿制药；还有一些license in的项目，花较大的代价只license in大中华权利，在我国目前医保支付的现状下，很多只引进大中华权利的公司即使顺利IPO，但完成商业闭环的挑战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深蓝观：最悲惨的结局是创新药企大批死掉吗？还是会有更悲惨的事情发生？

朱迅：创新药企自生自灭，是挤泡沫的一个过程，这不是最坏的结局。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入局者都把创新药项目做成一个圈钱的工具；所有的创业都变成资本游戏、击鼓传花，甚至旁氏骗局。

击鼓传花谁来接最后一棒,庞氏骗局总有倒台的那一天，等到那天到来，部分创业者也将成为被割的韭菜。如果资本在我国的创新药市场赚不到钱，将会在很长的时间内远离创新药领域——这是我最担心的局面。 

如果一个创新药的支付端（资本）是一个逐渐被抽干的水池，将会对这一行业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资本长期远离创新药领域，只凭借国家创新专项的资金，这个领域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

深蓝观：7月2日 CDE（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新规出台，要求抗肿瘤药品开发以临床价值为导向，顶层设计是不是已经意识到创新药发展的一些问题了？

朱迅：早在去年7月份，CDE已经出台了一个关于肿瘤药物“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一个政策(“抗肿瘤药联合治疗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实际两者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但是同样的政策，在去年没有引起业界关注，那时一些问题还没有出现。

去年8月份，市场上还没有出现那么多pd1，还没有国家关于pd1价格的谈判。几年前，批评意见没有人听，这一点恰恰是行业的残酷之处——有一个漫长的虚假繁荣时期。

虽然7月份，我对李进（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肿瘤医学部主任）呼吁肿瘤药物临床试验“严进严出”的观点并不赞同，但还是很感谢他对中国肿瘤药物评审存在的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注：深蓝观当时曾对朱迅做过一次访谈，参见《创新药狂热的背后：资本、创业者、CRO、临床医生——所有参与者都是推手！》）

这是一个很多人心知肚明的“皇帝的新装”，李进至少没有沉默，没有把不合理现象视为理所当然。

深蓝观：其实你和李进是“同盟军”，为何当时对他的发言那么愤怒？

朱迅：我从来没否定李进对肿瘤药临床试验的批判。但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利于创新药的发展。按照他的方案，要求评审中心提高肿瘤药物严格控制一期临床试验的审批，这个方案会让中国新药审批倒退，退回到 “只有专家说了算”的局面。

在过去20年里，我一直是国家新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深知专家意见的强势：在临床前期，一些潜在候选药物的机理是无法证实的，特别是免疫领域的药品，即使是动物试验，也很难直接外推到人身上。所以，一些经过临床前研发的候选药物，一定要快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标准不能降低、规范性一定要严格要求。

从临床一期到二期，主要看药物的安全性，临床三期主要看疗效。但近十余年来，由于治疗标准提高，越来越多的品种失败于三期临床试验。就是以“临床价值为中心”。 

看到问题，不能无所作为；但也不能因此提出一个更差的方案，把这个领域全部扼杀。 

深蓝观：那什么是更好的方案？顶层设计的改变，足够吗？2015年之后，创新药的井喷式发展，也是由政策出台带来的。

朱迅：只有政策的出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强力执法。2015年的722临床数据核查，如果没有强力的执法措施，根本推不动。那时，连临床数据都造假，根本不存在什么行业自律。 

其实CDE提出“以临床价值为中心” 不仅仅适用于肿瘤药物，也是所有新药研发临床试验的最基本要求；即使如此，还是需要强有力的执法、司法机构的配合。

当然，也需要大张旗鼓的普法及倡导行业自律的遵纪守法。

深蓝观：创新药的发展，在中国最缺的是什么？之前是缺资本和人才，现在呢？

朱迅：之前有一种主流论调是我国创新药领域发展慢是因为缺钱、缺人。这种说法很有片面性。 

创新药领域持续发展取决于三点：第一，需要一个科学的、规范的、稳定的、透明的监管体系，这种药品监管体系从2015年开始逐步建立，但是从立法到执法、司法、普法，直到发自心底的守法还很漫长，但至少，监管体系已经逐渐和国际接轨了。 

第二，需要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药品研发周期长，投资大，失败风险高，知识产权就格外重要。中国以前是行政保护和中药品种保护，应该让位于系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包括专利链接制度等，否则，企业及投资方就没有意愿去进行创新药的高投入。

第三，还要有一个适当的医保支付体系。只有一个适当的医保支付体系，大投入研制的创新药才能有市场份额、销售额，企业得到符合商业逻辑而不是资本市场逻辑上的回报。

在创新药发展的政策环境方面，可以研究一下美国。现在全球医药领域创新，实际上主要是美国的支付体系（医保）在买单。美国的专利法保护是从200多年前开始。正因为有这些政策，美国吸引的是全世界的大药企到它那里。 

如果中国的医保支付体系不能支撑创新药在国内的发展，出海就是多数创新药公司必不可少的选择，尽管我国大多数制药公司暂时还缺乏国际竞争力。

-02-  “有80分左右的仿制药在市场上，即使90分的新药也较难有市场份额”
深蓝观：我们查到一个数据，2020年5亿元之上的医药投资，原料药和制剂只占4%，但创新药高达56%。但中国老百姓的处方药中，80%以上都是仿制药。这意味着，仿制药还是中国老百姓用药的基本盘，但资金却不在这个领域了。

朱迅：不仅在中国，全球75%之上的处方药都是仿制药。美国的药监局长，每一届的新上任者，都鼓励企业生产仿制药，因为美国的医疗负担太重了。
全球都需要高质量的便宜的仿制药，这是毫无疑问的。 

75分到80分的仿制药，足以解决大多数疾病的基本医疗问题。由于价格的巨大优势，有80分左右的仿制药在市场上， 即使90分的新药也较难有市场份额。

在中国，仿制药占处方药的比例会更高，并且仿制药药品销售额占比也比发达国家高很多。中国的仿制药企还是中国医药的基本盘。那些最近有产品上市的创新药企，有多少中国人在用这些企业的新药呢？能有二三十万人用这些企业的药吗？它们被资本推动上市，没有真正解决老百姓用药的问题。

做高质量的仿制药，一定是不能变的方向。
在中国，“高质量”意味着一定要做一致性评价，然后再通过集采，把价格砍下来。在整个国家医保不可能短期内大幅度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大幅降低仿制药的价格及仿制药在这个药品支付中的比例。但在这个过程之中，会对传统制造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仅对企业有影响，也使资本远离了仿制药领域。

如果制药企业自己都不愿意投资做仿制药，那么资本更不愿意做。发达国家的情况比国内更严重。

深蓝观：我们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仿制药心酸往事》，提到传统制药企业面临的困境。

朱迅：应该在“心酸”上加个引号，其实是“最后的狂欢”。 

在国家药品集采之前，中国仿制药企的日子是很好过的，它们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有点类似于“温水煮青蛙”。之前有一句俗话，“要想当县长，就得办药厂”，卖药是中国最快的致富途径。全球的仿制药企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的多。美国只有三四百家仿制药企，中国几千家。

仿制药，在美国叫通用名药。全球的仿制药销售量虽然大，但销售额低，因为一旦变成仿制药，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药品的价格需要按成本来计算。只看生产，药品几乎是零成本的。更多的成本是在销售渠道，因此，在国内仿制药集采中，有的品种低于一折，但企业仍有赚头，说明我们以前的定价体系出了问题。

一些传统药企肯定要被淘汰的。剩者为王，中国有6000多家仿制药企业，最终淘汰到1500~2000家企业可能会合理一些。

深蓝观：没有企业愿意被淘汰吧。你同情这些被淘汰的仿制药企业吗？

朱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不久前去了北方一个城市，参加了一场医药领域的论坛。该市的制药企业在上世纪末是有过一波辉煌的，千万广告费和上亿销售额成为当地药企的套路，其中成药和保健品火遍大江南北。

该市的制药厂目前基本上都厂区占地面积大，大门大，行政办公楼的大厅大，车间大，库房大，所有你看到的东西都大——但遗憾的是产值却不够大，利润也不多。 

这场会议来了许多国内的企业，也有一些本地的制药企业。在会议的间隙，围上来交流提问题的多是外地的企业，只有很少本地的制药企业有兴趣和专家学者或者其它企业交流。

我在去机场的路上，给这场会议的主办方、一位比较有大局观的官员语音留言，大约说了十几分钟，表达了我的失望。那个官员也很无奈，那座曾经盛产医药企业的城市，还在延续昨天的逻辑，理念也比较滞后。

之前那么多年药企赚钱太容易了，没有知识产权的壁垒和成本，只抓好营销日子就过得很好。导致我们的医药产业一直在“场外跑”，自己跟自己玩。

早在六、七年前，我早已指出过仿制药现在面临的困境：必须转型做高质量又便宜的仿制药。现在国家集采，把原来只擅长和医院、医生搞关系的药企打得措手不及。如果那些传统药企的产品，过不了一致性评价，进不了集采，未来堪忧。那些没有新品升级换代的传统药企，如果现在有人买，赶紧卖掉不失为一种出路。

-03- 未来该怎么办？

深蓝观：等着被淘汰不算“出路”，只是一种结局。创新药企和仿制药企除了“被淘汰”之外，还有什么可以主动选择的未来？

朱迅：国内的大药企和创新药公司并购或合作，是一条出路。创新药公司大多只有一两个产品，为这一两个产品建设营销队伍成本很高，挑战也很大。纵观全球，仅有极少数Biotech成功发展成长为Biopharma，更不用说bigpharma。所以，Biotech应该寻求与有渠道和市场优势的传统制药企业合作。Biotech公司发展的VIC（VC+IP+CROs）模式之后，VICP（VC+IP+CROs+Pharma）将越来越成为主流。

传统企业也需要借助创新药公司的产品进行升级换代。大药企要加强BD能力，否则如果研发能力不强，销售能力也已经发挥到极致了，后续发展就是一种“没有子弹”的状态。最好的CEO如果不能成为最好的BD，很难成就最好的业务。 

现在恒瑞的孙飘扬开始注重BD，但许多传统制药企业，很难做到这一点，它们对自己未来会失去什么缺乏足够的认识。

至于谁合并谁，要看双方市场的价值和双方控盘者的心胸。

深蓝观：（并购和合作）这种出路在逻辑上是通的，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

朱迅：两种企业文化不同。传统制药企业收购创新药公司会面临文化上的冲突，并购很难成功。 

传统制药企业一般强调低成本和销售能力。收购一个创新药企业后，人员工资会增加3~4倍，营销费用要增加10倍，一般而言，传统企业会很难接受这样的合作。

对于中国的很多企业，缺少并购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深蓝观：如果一个企业，也不想上市，也不愿资本进入，也不愿并购，就想老老实实地做药，它应该做哪些药？

朱迅：制药领域现在可做的产品有三大类，一是高质量、低价格，甚至是“廉价”的仿制药，这是下一步的中国仿制药企无法扭转的一个现实和趋势。

第二类是目前最新的、疗效更好的药，包括海外进口的药，需要将这些最新的成果快速引入中国，也包括一部分Fast follow，me-too 药，该类药品大部分应该还在专利期内。在专利期内的药品允许它们享受一个高的价格，否则它们没有动力去投入。

第三部分，是大量满足临床需求的创新药。人类的疾病中，目前药品能够解决的只是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更多的遗传性疾病、退行性疾病还有增生性疾病，是无药可医的。

当肿瘤靶向药物出现后，肿瘤由不治之症变成一个慢性病，大量的肿瘤患者得以完成整个肿瘤的发病过程，在新的过程中引发的新问题，依旧需要研发出新的药物。

真正的创新药极为重要，是所有me-too药，fast-follow药的源头，更是仿制药对标的参比品。但那也是一个只有少数人能玩的游戏。

真正的创新药一定是全球首创，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第二个发现新大陆的人，就不算原始创新；第二是国际认可；第三，一定要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及销售额。在一个孤儿药领域的小众市场，全球一年总共就卖10亿美金，能占到5亿，比另一些有百亿市场份额，但卖10亿的药，更显示其价值。

创新药一定是赢在终点，而不是赢在起点；这个终点的标志就应该是销售额和市场份额，在更大意义上，市场份额更为重要。 

尾声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在动荡的时代，最大的威胁不是动荡本身，而是延续昨天的逻辑 ”。

对于我国的制药行业来说，这既是动荡的时刻，也是机会的时刻。在充满机会的年代，最大的机会不是机会本身，而是打破昨天的逻辑，掌控今天的逻辑，洞悉明天的逻辑。

未来十年，中国将完成医药产业的全方位的重构，制药行业商业模式将转换完成，药品研发-生产-销售各关键环节均逐步规范、稳定、成熟；我国医药的“中国消费--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部曲将精彩纷呈；大戏的主角一定是品种（便宜的、高质量的仿制药）、 品种（及时地、经济地获得当前最新、最好的药）、品种（满足当前未满足的临床需要的创新药）。

未来已来。昨天的逻辑早已不再，今天的逻辑也逐渐难以适应创新药长周期的未来。对于我国医药明天的逻辑，你洞悉了多少？
朱迅

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荣誉理事长

医学博士，法学硕士，著名免疫学家，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理事长、药渡战略总师、贝壳大学名誉校长。

现任新天域资本、尚珹资本特聘医药专家；四环制药、深圳微芯生物独立董事、长春金赛药业、深圳奥萨医药高级顾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