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保护你的孩子免受耐药菌的侵袭？掏钱吧。
如果医药行业打算投入资源应对超级细菌的威胁，政府和保险公司必须承诺拿出比目前多10或50倍的资金。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表示，在美国，耐药菌每年导致200万起额外病例，至少2.3万人死亡。“后抗生素时代意味着我们所知的近代医学的终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Margaret Chan）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像链球菌性咽喉炎和儿童膝盖擦伤这样的普通伤患可能会再次致人死命。”
但在研发新型抗生素方面，政府、保险商和医院在用他们的钱袋进行投票时，似乎无动于衷。昂贵的名牌抗生素每个疗程会花费患者3,000美元。而在其他药物配合下能够治疗丙肝的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新药Sovaldi，每个疗程需花费8.4万美元。将生命延长几周或数月的癌症药物会花费患者10万美元。现在罕见病药物通常每年会花费患者20万美元或以上，被视为生物科技公司增加销售额的捷径。
“这是个巨大的障碍，因为存在这种习惯上的权利意识，那就是抗生素必须廉价。”杰弗瑞·斯坦（Jeffrey Stein）说，“现在，我们就面对着那种权利的后果。这是一个药方基于价格而非疗效的治疗领域。”斯坦曾担任抗生素研发公司Trius Therapeutics的首席执行官，直至该公司在去年7月以7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卡毕斯特制药公司（Cubist Pharmaceuticals）。
在抗生素的销售和研发投入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后果。辉瑞（Pfizer）的Zyvox和卡毕斯特的Cubicin是最畅销的抗生素，但在经过了10年的缓慢增长后，现在各自的全球销售额才刚刚超过10亿美元。而国际战略投资集团（ISI Group）分析师马克·思科恩巴姆（Mark Schoenebaum）在不久前表示，每个疗程花费8.4万美元的那种吉利德丙肝药物今年可实现50亿美元销售额。以此来看，制药公司不愿研发抗生素并非事出无因。杀菌药物的研发成本和很多其他种类的药物一样。如果其他药物能够带来5或10倍的回报，为什么还要专注于抗生素呢？
NPS制药公司（NPS Pharmaceuticals）的弗朗索瓦·纳德尔（Francois Nader）是去年最成功的生物科技公司CEO之一，我们以他的职业生涯为例。在制药巨头安万特（Aventis）工作期间，他致力于推出一种名叫Ketek的抗生素，结果引发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对其安全性的巨大论战。去年，在NPS制药公司，他推出了一种30万美元的短肠综合征（一种罕见疾病）治疗药物，上市第一年就实现销售额3,150万美元，并使其公司的股价在过去52周里上涨了305%。纳德尔的结论？“对付超级病症，需要超级价格。”
再看看癌症药物。《自然生物科技》（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最近进行的分析显示，癌症药物获得早期临床试验批准的几率只有12.3%，是除心脏病药物以外所有药物中最低的。但处于中后期研发阶段的癌症药物数量比其他任何药物都要多。原因归结为价格、市场规模（罗氏制药公司的血癌药物Rituxan每年实现60亿美元销售额）以及监管机构想方设法让药物尽快获得批准以便吸引小型生物科技公司进入这个领域。
至于抗生素，情况则恰好相反。Ketek引起的争议使FDA对抗生素的监管产生了不安，结果采取了更加严格而不是更加宽松的监管措施。抗生素药物被再三拒绝，即使批准也会严格限制适用范围，从而严重影响到销售。与此同时，科学上的进展也更加艰难。制药公司曾经以为，DNA排序会带来新型抗生素的大量线索，但事与愿违。科研困难加大、市场规模较小和监管更加严格的后果显而易见：大型制药公司继续对抗生素敬而远之。另外，真正懂得这个市场的某些科学家已经相继死去。卡毕斯特公司药物Cubicin的研发者弗朗西斯·塔利（Francis Tally）在2007年因细菌感染去世。“这是细菌对他的报复。”他的儿子对《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说。
花了十年时间把Cubicin变成畅销药的卡毕斯特，现在是抗生素领域里最大的公司。“我们已成为全球耐药菌领域的主要投资者。”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邦尼（Michael Bonney）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他的管理和近期一系列的收购，使卡毕斯特获得了庞大的渠道，包括斯坦在Trius公司研发的、作为Zyvox接替者的药物，以及一种最有前途的、针对革兰氏阴性细菌的药物。对于这种细菌，目前我们还没有多少办法。但这也是因为邦尼雇佣了300位科学家来研发新型抗生素，而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公司则裁掉了同等数量的科学家。卡毕斯特每年投入4亿美元用于研发抗生素，这很好，但这不应该是我们全部的投入。
在邦尼看来，他已经身处高价市场。Cubicin用于治疗致命性的耐甲氧苯青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每个疗程花费2,500美元。另一种治疗药物vancomycin只需100美元。但Cubicin能让更多的患者存活，并让更少的人再次回到医院，因此它值那个价。
问题是没有小型制药商涉足该领域。“如果我像卡毕斯特那么大就好了。”结果，抗生素市场正变成一潭死水。同样的价格对比也适用于癌症药物（老药也很便宜），但不同之处在于，制药公司每年都会推出新的癌症药物，一点点推高定价上限。通过价格的提高，最初每年花费3万美元的癌症药物现在每年需要9万美元，诺华（Novartis）的格列卫（Gleevec）就是例子。很容易把这视为一个疯狂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根本没有发生在我们亟需的抗生素身上。因此，癌症药物可能过于昂贵，而抗生素过于廉价。
不过，我们已经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几步。2012年，国会通过了《抗生素激励法案》（Generating Antibiotics Incentives Now，简称GAIN）。该法案为专利药提供了五年的保护期，并加快了特定细菌抗生素的FDA审批过程。FDA也简化并阐明了面向抗生素公司的指南。现在，有人还要求创建所谓的“有限人群抗菌药物审批方案”（LPAD）。该方案旨在审批用于少数人群的、针对耐药菌的抗生素，制药商可以收取高价。
然而，如果想让制药公司真正对抗生素产生兴趣，明确的商业机会必不可少，可惜现在没有。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包括：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或者像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和安泰保险（Aetna）这样的大型保险公司必须公开承诺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针对耐药菌的新型抗生素。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增加市面上现有抗生素的补助金额。这可能会让制药公司再次产生兴趣，纠正多年来在科研和监管上的失误。
其他方法也有所助益，比如资助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药物研发或者为新型抗生素的研发提供金钱奖励。但我们需要制药行业关注这个问题。可惜目前还没有。
当麻烦到来时，将令人措手不及。拥有一种抗生素和拥有两种抗生素之间的差别并不大。正如马林·麦肯纳（Maryn McKenna）在发表于Medium网站上的一篇出色文章中所言，后果可能将比人们以为的更加严重。髋关节置换、骨髓移植和心脏搭桥等手术的风险会大大提高，重症监护室里会充斥着因呼吸机引起的肺炎和导尿管感染。我们亟需抗生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现在就为它们付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