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今天是世界爱眼日。每年，全球有大量眼病患者面临视力康复难题。北京同仁医院是我国顶尖的眼科专科医院，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患者。为了提高医疗水平，眼科内部，有着不为人知的小故事。昨日，记者走访同仁医院各科室，揭秘鲜为人知的眼科世界。

昨日，同仁医院，主任医师张舒心(右)在给患者检查。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眼病，与心病相伴相生

“您回去了好好睡觉，睡眠特重要，睡好了，不胡思乱想，病就好得快了！”

昨日中午12点，在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会诊中心门诊，青光眼科主任医师张舒心送走了半日门诊的最后一位患者。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二日，患者相比往日有所减少，但半天时间里，她也接诊了十多位患者。

赵先生，今年六十岁，两个月前在北京一所医院查出青光眼，昨天挂了张舒心的号再次确诊了一番。裂隙灯亮起，张舒心检查之后得出结论：早期青光眼，不严重。

关上检查仪器，张舒心知道，眼前人的症结不在眼病，而在心病。不动声色地“闲聊”下来，果然证实了她的猜想，赵先生性格敏感、焦虑、多思，上一次在外院查出青光眼时，大夫无意间说了一句：“你都六十了，这么年轻啊！”一句话将赵先生吓住，以为自己病情严重，焦虑了好一阵。张舒心将他好好安抚了一回，告诉他病情不重，安慰他放宽心。

“眼病还需医心病”，这在青光眼科不是一句玩笑话。张舒心从医几十年，所接诊的病人特征明显，想得多、易焦虑、睡不好。“芝麻大的事儿弄成大西瓜似的，心情影响到病情，一纠结眼压就高了。”她说，青光眼虽然是不可逆的致盲病，但并非不可控制，一方面，患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了解疾病的成因与康复办法，另一方面，大夫也要有十二分的耐心和细心，擅长做一位能医心病的眼病医生。

眼科超声界“大咖” 下班码字二十多年

B超室里，杨文利手持一根“小黑棍”，一边盯着屏幕上显示出的超声检查影像，一边笑着安抚检查床上的病人。身材微胖，爱笑，嗓音温柔，这位中国眼科超声界的“大咖”亲和力十足。检查结束后，病人离开房间，他还不忘叮嘱一句，别忘了拿好随身物品。

不同于CT核磁等广为人知的医学检查，眼科超声较少被公众知晓。在眼科医院，裂隙灯、眼底镜是常规的检查工具，但光学诊断对患者的眼部情况有所要求，如有玻璃体积血或白内障，用于探查眼底的光线被妨碍，就需要超声波来发挥作用。在同仁医院，大约每十个患者中，就有一个要来到B超室，接受这一特殊的检查。

到下午两点，杨文利的特需门诊已经接诊了42位患者，昨天一天，接诊量有七八十人，工作量不小。

结束一日的工作后，杨文利回到家中，“劳作时间”并未画上句号。短暂休息过后，到了21点，“晚自习”开始，他走进书房、打开电脑埋头码字。“我们同仁医院有一部系列丛书，分不同的专业来做，我负责其中的眼超声诊断手册，会做成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口袋书。”杨文利介绍。

由于专业出众，杨文利经常被邀请为各类眼超声专业的书籍供稿，在超声室内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色的“大部头”，随便抽出一本，往往就有杨文利的署名。

“现在是哪本催得急就写哪本，手头的这本已经欠账好几年了。”他笑道。晚9点开写，12点结束，然后上床睡觉。这样的码字生涯从二十年前就开始，平均每年，他要参与两本书籍的撰写。

昨日，同仁医院，医师杨文利在为患者进行眼部超声检查。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火眼金睛识别假病历

“这个，还有这个，那沓加号条，都是假的。”在医院三楼的眼科会诊中心分诊台，护士袁晓凤打开办公桌最后一层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堆病历本，这些全部都是她拦截号贩子的“物证”。

逻辑清晰，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若非本人亲口承认，很难从外表看出她已经76岁了，在同仁医院的护理岗上工作了五十多年。袁晓凤待人热情，患者有疑惑，她总是耐心解答，除了业务出众，袁晓凤还有一双出色的眼睛：号贩子一看一个准。

字迹是首要的辨认依据。每天，在同仁出诊的副高及以上医师有五六十名，每位医生写出的字是什么样，袁晓凤烂熟于心，号贩子拿着伪造的病历本来加号，袁晓凤扫一眼就能划上×。“这个书写格式也不对，看这两行检测数据，同仁不这么写。”袁晓凤指着其中一本假病历介绍道。哪位医生偶尔换个写法、认不出了，袁晓凤和同事们还会直接找到医生，叮嘱他们要“保持风格”。

昨日，同仁医院，76岁的护士袁晓凤在查看病历。她能通过笔迹看出哪些是号贩子写的假病历。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除此之外，医院内部还有独特的“通行密码”——儿童刻章。给患者加号，大夫要签字、盖章，还要送到会诊中心盖章。和一般的公章不一样，最近中心所用的是一个可爱的动物纹样。

“买了一盒，好几个，花纹不一样。一个坏了或者模糊了，我们就更换，然后和挂号处的同事知会。章对了，加号才能通过。”袁晓凤笑道。不过，随着医院防范号贩子的新技术越来越多，来到袁晓凤面前的号贩子也越来越少。抽屉里的几本病历，都是她之前拦截下的，现在已经是某种有趣的纪念了。

新京报记者 戴轩 协作记者 王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