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拥有生物学背景的中国创业家汉雨生借助红杉中国(Sequoia Capital China)等风险投资公司的帮助，创立了燃石医学(Burning Rock)，利用下一代基于基因测序的诊断技术，促进癌症（尤其是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生物技术是最热门的风险投资领域之一，汉雨生正是该领域的一名先行者。麦肯锡(McKinsey)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初创企业的私募股权/风险基金募资总额接近400亿美元，其中医疗健康行业的风险投资总额达到120亿美元。北京投行华兴资本(China Renaissance)估计，尽管风险资本流入其他科技行业的速度有所放缓，但今年上半年科技行业获得风投320亿美元，其中78亿美元投入了生物技术领域，预示2018年将打破去年的纪录。泛大西洋资本(General Atlantic)和华平(Warburg Pincus)等国际私人股本公司也成为该领域的大手笔投资者。

人们对中国内地生物技术的持续热捧是有充分理由的。许多科学家认为，下一代医学突破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新兴技术项目主任肯尼思•奥耶(Kenneth Oye)所说的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之间界线的模糊。

不过，“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初创企业能否从快速跟随者转变为真正的创新者，”华兴资本联合创始人、医疗与生命科技组主管谢屹璟(Kevin Xie)表示。他的部门跟踪200家中国内地生物技术初创企业。

汉雨生表示：“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与美国的差距很大。但中国拥有如此多的人才和机会。我们可以在生命科学领域迎头赶上。与美国的技术差距正在逐渐变小。”

如今的公认观点是，疾病（例如癌症）的早期发现和治疗，将源自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应用于海量人群的个人健康数据——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拥有更多的此类数据，而对于获取这些数据的限制较少。

中国正在逐步打造一个效仿美国的生态系统。Rubicon Strategy Group的创始人、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的医疗专家本•肖伯特(Ben Shobert)表示，先决条件包括政府激励和资助、适当的监管、人力资本、充满活力的风险资本、大学研究实验室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对接，以及对创新的充分补偿。

此外，汉雨生表示，中国监管机构“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这与十多年前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因腐败被执行死刑时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也开始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然而，中国的生命科学领域也有不好的一面。中国对隐私的关注不如美国。如果美国监管机构认为（他们确实这么认为）金融数据危及国家安全，那么保护美国公民的医疗数据就更加要紧。此外，中国对人体试验的限制要少得多，当前的疫苗丑闻不过是一系列此类丑闻中的最新一起。

正因为如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中国对美投资项目时，越来越多地把矛头指向生命科学领域。事实上，这种做法仍是笼罩在生命科学领域创新地平线上的几块最大乌云之一。

很少有哪个领域像生命科学这样，中美两国的联系如此紧密。肖伯特表示，自2012年以来，涉及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研发领域跨境投资增加了70%。授权是一个关键合作领域。

这一管道曾经是单向的，那时辉瑞(Pfizer)和新基(Celgene)等公司把药品授权给了复星医药(Fosun Pharma)等中国公司。但麦肯锡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里，中国有27次获得药品授权，但也有4次，药明生物(Wuxi Biologics)和百济神州(BeiGene)等中国内地公司把自己的药品授权给了新基等美国公司。此外，包括礼来(Eli Lilly)在内的许多美国制药公司都在中国设有风险投资机构，为中国内地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和科学家。

遗憾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政治因素给疾病预防和早期发现蒙上了更多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