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职多年，我始终关注医学创新问题。”问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即将带到全国两会上的热点话题，他的回答直截了当。

身为心脏病学专家，葛均波拥有诸多称谓：葛医生、葛校长、葛委员、葛教授、葛所长、葛院士……在众多称呼中，葛均波最在意也最喜欢学生们称呼他“葛校长”。这是因为在担任同济大学副校长期间，葛均波创立了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及CCI创新学院，这是他最满意的工作之一。

之所以成立CCI创新学院，是为了推动医学创新成果的产出和转化。这个学院明确创新的主体是医生，要求创新的理念从临床需求出发。对于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学院还帮助科研人员推动成果转化并通过平台保护创新成果。

为更好地推动医学创新发展，葛均波于2015年9月成立了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并于2016年请辞同济大学副校长职务，更专注于CCI的发展。2017年底，葛均波又发起成立了中国医学创新联盟，更是吸收了CCI创办两年多来的重要经验和运行模式。

医学创新需要医生的好奇心

熟悉葛均波的人知道，山东人葛均波喜欢武侠小说如同喜欢面食一样。人们对于食物的偏好常常一生都难以割舍。对于武侠小说，葛均波同样如此。至今，偶有闲暇时光，葛均波仍喜欢拿出收藏的那些武侠小说重温一下。

虽然喜欢武侠小说看似一个没什么“科技含量”的爱好，可对葛均波而言，其中的故事情节却常常可以轻松愉悦地启迪他有关医学科技创新的思考。

“比如说，郭靖和杨康同为忠良之后，为什么天资愚钝的郭靖成为了武功盖世的大侠，而天资聪颖的杨康最后却成了投敌求荣之辈？虽然他们二人的老师江南七侠和丘处机从武功本身来说都可圈可点，甚至于丘处机的武功更高一筹，但江南七侠和丘处机培养徒弟的机制却不一样。这就如同医学科技创新一样，仅仅依靠医生的天赋还不够，还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机制来保障这些研究能出成果，并实现成果的转化。”葛均波认为，医生作为医学科技创新的主体，科研成果就如用他们的孩子一样，也需要培养、保护等多层次多角度多体系的支持，才能茁壮成长。

医学科技创新仅有医生的创新天赋还不够，但天赋却是成就创新的起点。葛均波把这种天赋比喻为医生的“好奇心”，他认为拥有这种好奇心的医生才能善于在临床中发现“意外”，并积极主动去寻求、总结“意外”的规律或者解决办法。

还是一名年轻医生时，葛均波就开始在心血管病领域声名远播。那是1997年，葛均波35岁，尚在德国攻读博士后。

那是一个寻常的周末。葛均波一如既往地钻进资料室，查看各种病例报告、心脏超声图片以及参考文献，为论文做准备。在铺满了桌子的各种资料中，葛均波无意间从一幅超声图像中看到了半个“月亮”。在继续翻阅其他超声图片的过程中，他开始紧张且兴奋起来——所有被诊断为心肌桥疾病患者的超声诊断图像上都出现了半个“月亮”，而其他的超声图像上却没有。

“半月现象”受到业内的广泛认可。在此之前，如何准确判别心肌桥造成的冠状动脉缺血和冠心病造成的心肌缺血一直是医学难题。虽然心肌桥造成的冠状动脉缺血和冠心病造成的心肌缺血在表现上非常相似，但两者的治疗方法却截然不同，因而世界各国的医生都希望能够取得突破。葛均波的发现大大提高了心肌桥的诊断率，血管内超声图像上的“半月现象”，从此成为心肌桥诊断标准。这一成果后来还被编入国际权威心血管病教科书。

其实，在上个世纪末，超声技术在医学诊断领域已经非常成熟，但将超声探头放到血管内进行诊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此时，医生虽然可以通过造影技术查看血管的走向，但是看不见血管内壁的情况，而超声技术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半月现象”的发现，直接推动了这项技术的应用。

医学创新可显着提升百姓的获得感

“半月现象”的发现，是葛均波作为医生致力于医学创新的第一次重要发现。他回国之后带领团队攻克的一个又一个医学难题，则充分展现了他的医学创新实力———

比如，领衔完成上海市第一例切割球囊治疗冠心病及首例冠状动脉腔内照射治疗技术；国内首次采用高频旋磨术打通完全堵塞的冠状动脉；主持研制我国首例可降解涂层新型冠脉支架；在国际上首创“逆行钢丝对吻技术”……这些技术突破，每一项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而也继续成就了葛均波在心脏病学界的地位。

虽然个人和团队已经“声名赫赫”，葛均波的心里仍然有颇多遗憾。因为就全国而言，医学创新特别是来自临床的由医生主导的医学创新水平依然很低，成果产生及转化利用率都不高，这已经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发展亟待补上的短板。而与医学创新现状相矛盾的是，百姓对于健康生活的需求与日俱增，希望享有医学新科技成果的呼声日益强烈。

“医学创新可以显着提升百姓的健康获得感！”葛均波认为，我国社会发展迈入新时代，在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之后，我国医学的创新发展同样需要承担起新使命。因为医学创新关乎百姓的健康和生命，是民生问题最容易获得认同且提升百姓获得感的领域之一。

以治疗冠心病的支架为例说明。十几年前，我国冠心病手术用支架只能依赖进口，当时一个支架需要4万多元，有些患者还需要一次性植入几个支架，因而冠心病在当年被称为“富贵病”，很多百姓看不起病。一边是百姓看不起病，一边是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逐年增加，需要使用冠脉支架的患者越来越多。作为一线医生，葛均波虽然希望患者们少生病或者不生病，但是面对庞大的既有患者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治疗是每一个医生的责任和心愿。

令葛均波更为忧虑的是，进口支架除了给患者带来高昂的经济负担还留有“后遗症”——传统药物支架存在涂层材料无法在体内降解、对称涂层工艺等设计缺陷，由此导致的血管持续性炎症反应和内皮化延迟，具有诱发支架内再狭窄和晚期血栓形成的危险。支架上的药物全部释放后，金属支架有可能引发炎症，一旦引起支架血栓，患者的死亡率高达40%。

“中国能不能生产自己的国产冠脉药物支架，让支架更安全并把价格降下来？”带着这样的疑问，葛均波带领团队正式开始了冠脉药物支架的研发工作。他与学生们几乎放弃所有休息时间，全部扑在找材料、搞药物涂层技术上。终于，团队工作人员找到了性能良好的聚乳酸类材料，并开发了非对称性涂层技术，成就了现在临床普遍可见的“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支架”。支架实现了国产化，价格成本明显降低，每个售价在1万元左右，减轻了每年至少数十万冠心病患者的负担。并且，国产支架市场份额走高，进口支架也被迫降价让利，降幅高达七至八成。

现在，国产支架在国内上千家医院使用，每年为患者节约费用高达12亿元以上。作为临床医生和医学科学家，葛均波甚为欣慰。

临床医生的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有欣慰，也有遗憾。

虽然医学创新能够显着提升百姓的获得感，但令人遗憾的是，担任医学创新主体的医生们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体制和机制保障而导致的医研企尚未充分融合，三者互为孤岛。

“医生、研究机构和企业互为孤岛，导致医生有创意却无法做成产品；即使做成产品难以量产，产权也难以得到保护；如果由医生成立初创企业则往往融资无门，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我国医学创新无法形成高效高产的创新闭环。”葛均波表示，这种现状限制了医生参与医学创新的积极性。

可临床医生在医学创新中角色的重要性却不容置疑。“医学创新从创意到研发，再到临床试验，都少不了医生的智慧。这从1929年的世界首次心导管检查，及现在经皮冠状动脉腔内血管形成术（PTCA）以及金属裸支架（BMS）植入术都可见一斑。”葛均波坦言，医生不仅是创新中的协助者，也是发明者和使用者，同时在创新成果的后续使用中检验产品效果并对不足进行改进，所以国家和社会应该重视并充分发挥医生在医学创新中的作用。

实际上，制约医生参与创新积极性的还有目前以论文为主的晋升考评体系。在葛均波看来，论文作为研究成果的一种形式固然有其重要性，但只关注论文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医生的创意只有转化为产品才能形成生产力。当然，这种创新产品，可能是支架之类的医疗器械，也可能是一种治疗方案。因而葛均波建议，医生的考评体系还需要考核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并制定创新人才的激励政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医生参与创新研究的积极性。

葛均波认为，我国年轻的临床医生并不缺乏创新理念，但缺乏转化研究成果的能力。因为如何把理念变成专利保护起来，又如何把专利变成产品服务于人们的健康，往往都不是医生群体自己能够做到的，还需要医生和医药企业建立协作关系，也就是医研企形成良好的融合关系。

加强医研企的融合，加强临床医生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使用，是葛均波发起成立中国医学创新联盟的初衷。他希望这个第三方服务平台，能够联通医生、医疗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药企业、投资公司等医学创新的相关个人和机构，从而搭建医学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完整产业链，实现让更多国内医学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临床，最终为百姓健康提供更多保障。

医学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形成“万医创新”的格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条路上，葛均波是推动者，也是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