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政府解除了一项禁令,再次允许科学家们制造新型的致命病毒。
三年前开始实施的暂停法令冻结了所谓的“获得功能型病毒”研究的资金,任何会出现使现有病毒更具传染性或更致命的研究过程都在被禁止之列。现在,大量金钱又放回到桌子上,科学家只要获得许可,就可以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得到的新型毒株。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主任 Francis S. Collins 宣布解除禁令,并表示向病毒学家的研究开放绿灯,对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和非典型肺炎 (SARS) 等功能获得型 (GOF) 病毒的研究可帮助我们“识别、理解,并针对可以快速传播扩散的病原体对公共健康构成的威胁来制定有效的对策和预防手段”。
一种呼吸道表面棘突状病毒结构 Credit 123RF
这可能是事实,但并不是科学界的每个人都欢迎恢复这些有争议的实验。
一些人认为,新的资金流入增加了致命的人造病毒从实验室意外扩散的潜在风险——在人群中传播,或者落入到错误的人的手中。
罗格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 Richard Ebright 说:“我不相信这项工作的潜在收益能够抵消可能的危害性。”
为了降低风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同时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资金申请标准来规范对病毒研究。审查人员将考虑研究项目的科学价值和潜在收益,以及潜在的风险。
新的规范将严格评估那些需要对病毒能力进行增强的研究项目,尤其是涉及到传播性强,可能在人群中不可控制地扩散感染导致高发病率和 / 或死亡率的强力病毒。
为了通过新的审核过程获得研究资金,研究人员必须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有必要动用基因工程来增强现有病毒的威力,同时有能力安全地进行实验,并制定出以防万一的备份计划,以应对“实验室事故,认为失误和安全机制程序失灵等问题”造成的潜在安全漏洞。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格的政策,”Collins 对《纽约时报》说, “我们希望我们做到了万无一失。”
但是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一点。
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禁令最初是在发生了一系列高级别生物实验室内容外泄,造成公众恐慌和抗议之后才实施的。当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工作人员意外接触炭疽病,而在处理危险的禽流感样本时,被披露科学家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基因技术,诱发了禽流感病毒的突变,加剧了公众的不安。
对新生物政策的批评者来说,随着这项禁令的终止,这种事故将变得不可避免,无论新政策的设计者事先考虑的多么周密详尽,因为最薄弱的环节——无论多好的政策都需要执行者——我们人类——依然没有改变。
实际上,就算科学家将埃博拉病毒的致命性和天花病毒的传播性结合起来,本身也不算特别的危险,真正可怕的是我们人类自身。我们才是最恐怖的物种。
来自哈佛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Marc Lipsitch 说:“人类比病毒本身更善于传播病毒。利用基因工程改造病原体不是我所担心的,粗心和故意造成的意外事故才是真正致命的。”
当然,也有人对打破科研枷锁的新政策表示欢迎,认为利大于弊——尤其是就算没有人为干预,自然病毒也能自发地变异。
“对研究病毒领域的实验室的审查越来越多,这可能让大家安心地睡个好觉,但我也担心政策对科学本身过多地干预可能会阻碍科学的进步。”Samuel Stanley,生物安全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告诉 NPR。“
他相信自然本身才是信奉生物恐怖主义的最终大 boss,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在突变 vs 科学进步的竞赛中至少保持领先一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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