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科学家、投资者,谁能引领未来十年?谈创新,且看今朝!
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
第一方面审批周期比较长,而且审批的科学性也有待研究。审批时间比较长,现在正在改变,我们也确实到比较大的变化,现在半年左右能够有临床批件。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改变能够进一步提升,同时也要能够常态化,不能因为前一个阶段积压,清理完事。此外,我们希望中国跟国际接轨,目前国家对审评审批法规颇为重视,但对审批的科学性方面的好多问题重视不足,希望能够把法规和科学性结合起来。
第二,临床人少限制新药研发,甚至关系到新药研发能不能成功的关键。因为做新药研究,主要的研究我认为是临床研究,而临床研究的成败与否,数字的规范不规范,决定新药的成败与否。有的比如在一期临床,该观察出现副反应没有记录下来,还有一些就是有些现象过分的放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是现在影响我们新药研发最重要的问题。从722临床自查核查以来,国家加强了临床试验方面的监管,这是好事,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基础跟不上,其中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临床试验单位参差不齐,这次核查以后,板子全部打在制药企业上。
对于报销制度问题,新药进医保等待时间过长,此轮医保目录修订,等了8年,据说对新药的限制情况有所改观。我希望创新药进入医保的时间能够短一些。此外,据说进医保,首先就要降价,但是国外跟我们完全反过来,他们每年是涨15%。像卖得最大的一个分子靶向药物,从上市的2000美元一瓶倒专利期到期已经卖到6000美元一瓶。中国进医保,先降价,投入和产出完全相反,就是你批准自费卖,也要等招标,不招标进不了医院。新药研发周期长,而且审批时间也很长,但是国外就有一个专利补偿期,而我们没有。中国从申请到过了保护期是20年,而国外可以给5年的专利延长期。我想这一方面对于我们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新药发展的趋势,我想这次健康大会应当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的优先战略,正因为有了这个优先战略,所以这也是我们新药研发的引擎。一批在临床阶段的创新药将有部分进入市场,我想现在在临床上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进入市场,那中国这个制药业的效率也太高了。随着创新药的市场化,中国将形成一批中国专利药物的企业,我们的发展阶段目前还是立足于国内。
信达生物董事长俞德超:
CFDA网站上一共有33个所谓的一类新药,如果大家仔细看,发现绝大部分国家也是不会批准的。中国有没有创生物药?一共有四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到今天为止,中国整个创新药物发展的现状是中国人造的生物医药卖到美国、欧盟的是零。
原因是什么?第一是自主创新少;第二,中国人造的生物医药质量太差;第三,产业规模小而造成成本高,老百姓买不起,这就是基本上造成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或者生物医药、大分子药物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生物医药过去几年发展很快,平均增速超过20%,根据预测,今后今年也会超过20%。
先声药业董事会主席任晋生:
在当前医药的寒流当中,稍微感觉正面的东西在我看来有三点:这几个方面的进展,应该是浩浩荡荡,有特别大的变化。特别在过去的5年,第一是以分子生物学基因测序为代表的科技发展速度特别快。前天Illumima中国区的高管到我们公司做报告,最牛的全基因测序仪器,全球共卖出30套,在中国就卖了10套;第二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这个5年以前没办法,但现在变化太大了,又是一个潮流;第三是开放、融合、共享的平台化商业模式,所有牛的公司都是平台化,开放的商业公司,扁平化的管理。这三股潮流结合起来,将对生命科学领域产生巨大的冲击,同时衍生出巨大的机会。
正大制药董事长谢炳:
如果说这几年的创新,我们应该从内部和外部讲。经过20~30年的发展,我们从中药到化药,现在因为环境不一样,我们将研发投入从8%提升到10%左右不断的投入。因为这个行业研发周期长,不断有人才积累和技术积累,所以必须有一个不断的投入过程。随着科技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将迎合未来一些挑战,因为没有办法做大成为一个平台型的公司或者一个转型的企业,肯定将来是越来越困难。所以在整个综合的竞争方面有发挥,才能够应付未来环境的竞争 。
歌礼生物董事长吴劲梓:
关于创新药环境,由于中国的原研药特别少,做原研的药也比较少,所以会获得不低于国际市场的估值。
宝藤生物董事长楼敬伟:
真正具备创新价值的企业应该有三个支撑:第一,有一个巨大的实验室网络;第二,有一个先进的技术中心;第三,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融合,也就是大数据。
奥萨医药董事长徐希平:
临床研究为什么花那么多的钱?它发挥了什么作用?我想相当于一个新药,一个重磅炸弹,它像飞鸟一样有两个翅膀。如果只重视临床前的研究,如果没有临床研究和循证医学研究的另外一个翅膀,中国的创新药走向世界就很难。事实上在美国、欧洲,上市的新药非常多,真正能够做成重磅炸弹的,能够做成真正对临床上被广大的患者和医生所欢迎的并不多。所以如果不重视后面的临床研究,即使做出了新药,走向了国际,最终也可能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圣和药业董事长王勇:
新药审评政策可以改变,但是希望能更科学一点。打个比方,最近说搞一致性评价,第一家过来以后,三年内没有过的就不可以再去做,其实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第一家过了以后,到了第三年没过的可以不准销售,但三年以后如果过了还可以实现。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不要太用行政手段干预,更多的用市场的角度来思考解决问题。
柯菲平医药董事长秦引林:
去年临床核查既然是国家批准认定的临床基地,最后查出来的原因是要企业去买单。这么一来,我们的创新药二期和三期临床很难开展,我建议要不就不要认证,既然你要进行核查就先进行核查是否合格?我们原来找的基地都是三甲、特三甲的医院,本来做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大量工作达成合作,他们对做出来的结果又不负责任,那么我们的创新药怎么推广?
天士力控股集团副总裁孙鹤:
在经验上,我感觉中国的创新在整个医药布局上,在中药方面,植物药方面一直在全世界是领跑者,海外还没有咱们中国做得这么好。在化学药上,中国相对要比较落后,咱们只能是一个跟跑者,人家40年前启动了,我们最近二三十年才刚开始,这远远落后,人员的经验程度都不一样。生物医药相对来说海外和海内基本上是同步的,所以我们说,基本上是三个跑,中药领跑、生物药并排跑,化学药跟着跑。在创新方面,我们有一个明显的在这几个方面的差异点。
康宁杰瑞董事长徐霆:
我个人对大分子药物研发非常有信心,美国的生物大分子药物如果是原研是1976年就成立开始。这么想的话,我们再落后也就是40年,这个很容易赶超。现在的技术平台,包括一些手段,其实在国内不在同一个平台上,如果在资金上没有问题,在人员上没有问题,下一个十年应该是可以赶超,或者是至少局部赶超的十年。
辉瑞中国区总裁吴晓滨:
辉瑞是最大的医药公司,从研发、生产、营销,到最后售后服务、教育等。一个国家医药工业能不能做得好,能不能做出真正的创新药和高质量的仿制药,最关键的是政策问题,政策好了,能力、人才、潜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创新药的高潮也就来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仿制药,仿制药供应了国家80%到90%的人民用药量,做好仿制药就等在医药领域立足于世界。
辉瑞在中国的思路是清晰的,首先辉瑞在中国有进一步的大规模投资。两个月前辉瑞刚刚投资1.5亿美元在杭州建立了一个大分子公司。其次是为中国引进更多创新产品。辉瑞每年花在研发上面的费用是70亿美金,目前的产品线包括罕见病药、肿瘤药,以及细胞免疫治疗等。
三是高度重视质量一致性评价。质量一致性评价不仅是国内企业的事情,辉瑞有些品种是在国内生产,也存在着一致性的工作任务。辉瑞中国已经专门组织了庞大的行动小组,包括从注册、法规到工艺,到工厂整个队伍,专门研究如何加快一致性评价。四是全心投入国家医改战略。除了在研发和生产,辉瑞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建立更健康的中国的口号。
百洋医药董事长付钢:
互联网会带来了更多的可及性,渠道集中化和生产平台化。相比成熟的健康产业市场,中国目前渠道的集中度还非常低,制造业的平台化程度也不够,还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中国的制药工业格局远没有定下来。
在流通领域,眼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处方药在线销售。中国一定会在有明确处方,有药师审方,且符合监测流程的环境下,通过网售处方药提高药物的可及性,大大缩短中间的环节,减少医院渠道对于处方的限制,使整个的产业大幅度的健康快速发展。
必康制药总裁香兴福:
创新一定要有资本的推动。全球资本是有限的,哪个国家有吸引力有价值,他就往哪个国家走,哪个行业有价值就向哪个国家流,哪个企业有价值就向哪个企业走,所以资本实际上是决定产业兴衰的,它的流量大小决定了产业的规模。中国健康产业现在最大的内容就是健康2030,这是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股强大的政策风吹向了健康产业。目前中国健康产业较弱,但需求强盛,政策一定会催生一个强大的产业机遇。
必康之前试图并购东芝医疗,当时想通过技术获取性并购去解决创新问题。企业要成为产业的王者,一定要有手段,包括并购、创新和全球化。通过并购加创新加全球化,一定是未来产业王者的核心手段。必康要整合资本市场来共同推动整个大健康产业,第一是整合,第二是创新,第三是升级。通过整合、创新和升级,提升整个产业,服务于人类健康水。
康哲药业董事长林刚:
创新不仅仅要研究,制度创新、信息创新其实都是创新,有很多的创新点。现在资本推动的创新可以看到一个小高潮,但是未来怎么样,我很担心。如果在中国医改没有改变,或者改得比较迷茫,一旦出现了问题,有可能很多品种批准以后卖不动,最后表现不出来预估的价值,资本会退缩,这对中国市场影响会很大。
思路迪首席执行官龚兆龙:
“创新”这个词一直都在说,但是创新的内涵变化很大,2008年,很多人讲的是技术层面的创新,而今天不仅涉及到技术方面,更多讨论的是宏观的、生态的创新,包括审评、支付等整个生态环境的建立起来的话,新药才有真正的成长空间。
希望中国能在今后十年内有中国真正原创的,有全球价值的产品能进入主流社会,中国也能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百泰生物董事长白先宏:
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和中国医药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国家在健康领域的投入,特别是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事业的投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我曾经找过50多个投资机构、银行和行内的企业家,希望他们能够投资到抗体事业里来,但是遭到了拒绝。他们都认为听起来这个故事很不错,但是没有产品,没有证书,仅仅是一个概念,很难会投资,所以说创新开始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
国投创新执行董事尹正:
从资本服务于创新的角度来讲,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投资不是打兔子式的,投项目是一个和企业、技术共同发展的过程。举个例子,一位杰出的华人科学家发表了基因技术的文章后,很快就有风投去找他,因为他的技术存在潜在的商业价值,之后成立了企业,现在的市值差不多是5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市场也要完成一个专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未来是从一个打兔子变成种庄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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