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高院）作出终审宣判，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构成“纵向垄断”，被判赔偿经销商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锐邦）53万元。该案是《反垄断法》颁布五周年以来，第一起原告胜诉的反垄断案生效判决。
　　继葛兰素史克案揭开药价虚高现象的一角后，强生案引发了外界对洋品牌医疗器械垄断高价的关注。
　　洋品牌占七成份额
　　大到诊疗设备，小到心脏支架，医疗器械市场一个业内公认的判断是，“国货”和“外国货”份额三七开。
　　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统计，2012年，中国医疗器械进口总额为124.72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14.56%。
　　数据折射现实对于患者来说，装个人工关节、心脏支架等，医生乐于推荐“洋品牌”，价格自然也高出不少；做个检查，所使用的彩超仪、核磁检查设备、生化分析仪等也基本都是“国外造”，检查费动辄几百上千。
　　“在上海，目前骨科植入物和心脏科植入物领域，跨国公司产品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价格也比本土企业贵50%左右。”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外科植入物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姚志修说。
　　这样的“高价”中，除了性能因素，究竟有没有、有多少“水分”？
　　“有个75岁的老朋友出了交通事故，医院非要安装7万元的人工关节，要不就转院。”一位业内人士说，他不得已转院后，所用的同类型关节只花了4万元。“这好比你要买车，明明只需沃尔沃，可对方却非要你买法拉利。”
　　姚志修也和记者讲述了自己一个朋友的遭遇：一位香港的老太太，在内地一家医院做手术，安装了人工关节，虽然手术费便宜，但回香港后手术中的材料费却被拒绝报销，理由是超出香港价格1倍以上。
　　回扣比例约为20%
　　参与强生案审判的法院工作人员介绍，锐邦是强生医用缝线、吻合器等医疗器械的经销商。
　　但在双方2008年的经销合同中，强生约定锐邦不得以低于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在发现锐邦“违反规定私自低价”后，强生取消其在部分医院经销权，最后还停止供货。
　　涉及转售价格的纵向垄断认定，一般很难。上海高院此番把相关市场竞争是否充分、被告市场地位是否强大、被告实施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动机、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竞争效果等四方面情况，作为最关键的考量因素。
　　上海高院认为，强生在竞争不够充分的医用缝线市场具有相当强大的市场地位，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排挤了有效率的经销商，不仅排除品牌内价格竞争，还阻挠了品牌间的价格竞争。
　　“这种限制经销商转售价格行为，导致了产品价格被人为推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龚炯说。
　　垄断，固然是企业追逐高利润的结果。然而，业内人士透露，还有一些企业定出高价，是为了消化背后商业贿赂的“成本”。
　　一位曾经担任医疗器械合资公司总经理的业内人士说，产品定价高，医院、科室、医务人员获得的回扣也高，推荐产品的积极性大，销量也能保证。
　　姚志修举例说，回扣比例基本都差不多，但进口产品的单价高，回扣自然更为丰厚。假设一个进口人工关节价格为3万元，它的回扣可能为六七千元；而国产的价格为1.5万元，那么回扣也就只有3000元左右。
　　从近几年曝光的案件中，这种现象便可见一斑：一台美国品牌的彩色血流图成像系统以98万元的价格卖给医院，而送给院长的回扣就达10万元；一台韩国产的三维多功能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卖给医院价格是160多万元，而送给院长的“好处费”达30万元；一个合资的心脏固定器市价2万元，医生回扣就有3800元。
　　监管“漏洞”
　　对于上游的强制“限低价”，下游经销商往往只能“无奈接受”。反垄断律师郝俊波说，这种垄断案件查处的难点在于，下游企业虽然也是这种垄断协议的受害者，但可能迫于上游企业的压力而不敢“抗争”，只能被动接受最低转售价格。
　　另外，采购、定价等环节存在监管“漏洞”，有着较大的“可操作空间”，导致医疗器械领域利益链丛生。
　　“一些地方医疗器械价格是由企业上报给行业协会、再上报给物价局备案，行业协会不会随意更改价格，最终导致用谁家的产品、定多少钱的学问很大，医疗器械也成为新的寻租方向。”一位医疗器械销售商说。
　　2011年4月至2012年5月，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检察院在医疗器械采购领域连续查办了9件涉14人的腐败系列案，涉案金额400余万元。
　　有关专家认为，有关部门应完善医疗器械定价、采购制度和标准，加快打破“以药养医”格局，加大监管力度，铲除寻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