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贪腐一案持续发酵。近期郭剑英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2006年，刘振秋、郭剑英以药品零售限价虚高为由，将原来政府管制药品最高零售价的政策转变为15%药品加价率管制政策，该政策沿用至今。曹、刘、郭三人东窗事发后，包括云南白药、千金药业、浙江正大青春宝、雅安三九药业等在内的58家药企涉案，这些企业曾先后向本次被提起公诉的郭剑英行贿，郭剑英累计受贿1064万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主任蔡江南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医药领域频发的行贿受贿腐败案件，充分说明我国医药改革的滞后，“政府应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控制，逐步从各个领域退出，将定价权交还市场”。

近年来，药品生产企业向政府工作人员、医疗机构管理人员行贿的案件屡见不鲜，不少涉案人员及企业遭到重罚。早在200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原局长郑筱萸即因受贿649万多元，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致人死亡等犯罪行为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2013年，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SK)的中国公司为开拓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价格，向非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免费旅游及有偿讲座，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商业贿赂罪处以人民币30亿元的巨额罚款，部分高管被判处2至3年有期徒刑。

上述大案、要案充分暴露出医药领域广泛存在的巨大寻租空间与腐败土壤。知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发改委贪腐案背后的医药利益链》一文中指出，顺价加价率15%和零差率政策会“彻底打乱和破坏了药品的生产、销售、处方、使用体系和规范，如果同一种药品三个厂商进行生产，其价格分别是10元、20元和30元，按加价15%和零差率计算，医院的销售价格分别是11.5元、23元和34.5元。在目前的体制下，医院自然选择报价30元的厂家进货，该厂商必然会打败另外两个厂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这就给生产厂商一个强烈的信号：千方百计提高药品价格。”

在他看来，这一政策将逼迫药企在寻租公关与贿赂主管官员上付出比研发新药，提升自身竞争力更多的精力与资源，同时医院为了增加自身收入也乐于销售价格高昂的药品并从中获取提成，三者由此形成“闭环”，组成利益共同体。

医疗机构是药品市场的最大买家，从供求关系上来说，其对药品定价有着很大影响力。但药价高企，绝非医疗机构一人之罪。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某主任医师向记者表示，药品与检查费用高，也与药品特殊的流通渠道及“物贵人贱”的传统观念有关。由于监管机构对药品的流通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因此医院是不能直接从市场拿药的，只能通过有限的特定渠道获得药品。流通的限制在客观上催生了多级市场和层层中间商，造成了药品流通成本的上升，从而推高了药品的整体价格。

此外，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患者愿意为CT这样价格不菲的设备与检查埋单，却不愿给予医生脑力与体力劳动以应得的报酬。“在我读博士那会儿，江苏一省的CT设备数量就已经比英国全国还要多了，”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医院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往往会不惜重金购入大量高精尖设备，这些设备的成本回收均要求较高的检查与服务费用。

同时，缺少政府财政支持的医院亦不得不铤而走险，从灰色地带中填补本来应该从医疗服务或公益性财政补助中取得的收入。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自2017年起，郭剑英等人主导的15%药品加价率管制政策即将终结。但对于如何弥补药品价差收入，医疗机构们可能有不同的对策。“已经有部分医院提高了检查服务费用，来弥补这块损失，羊毛出在羊身上。”

蔡江南指出，近年来，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反映出医疗改革本身的艰难，同时也表明，该领域的改革已经滞后。受制于体制之困，尤其是政府高度的行政垄断，医疗资源几乎全部集中于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价格受到人为抑制，根本不符合市场规律。

上述业内人士向表示，企业行贿的违法成本太低，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这也是医药领域腐败无法根除的原因之一。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向云南白药、浙江正大青春宝等多家涉案企业发去采访传真，但到截稿时为止未能收到任何回复，均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沉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