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晚，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唯众传媒联合制作的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邀请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做客。谈起自己三十年研究果蝇的经历，饶毅教授说：“我做果蝇的研究，既研究它们怎么睡觉，也研究它们和谁睡觉。你会发现，只是改变它的一个基因，就能影响睡眠。”

我不喜欢“白富美”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从生物学的角度，饶毅教授回顾从无生物到有生物、无核到有核等一系列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演化到最高形式的“人类”时，就应该学会珍惜。他说：“能够有‘我’这样一个人在世界上，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不仅有整个生物的进化，而且包括家族的传承，你就要很珍惜。不能否认人类是动物，所以也有个体生存、种系繁衍的需求，也需要食物、住房、求偶，但不能这几样事情做得跟动物一模一样。”所以，近两年才流行的“白富美”“高富帅”等词汇，饶毅教授却觉得“特别难听”：“我认为这六个字，把人完全当成动物在肉市上做交易。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具有人的特性的大脑，用脑才有了高级的认知和文明的社会。”

“做一个有趣的科学家”是饶毅教授一直坚持的事情。他曾做过“果蝇一个基因变化就能影响睡眠”的实验：“其中有些基因改变后，可以让果蝇不睡觉；也有让果蝇睡觉睡得特别多的基因；而还有一些基因改后，可以让它白天睡觉晚上玩……”通过异常来了解正常，饶毅教授说：“这些实验可以让我们看到基因表达在哪里，看到神经细胞如何连接。这些实验好玩得很，这些动物的外观和细胞基因表达都是很漂亮的。”

“恶作剧教授”颠覆科学家刻板印象

在传统概念里，科学家的形象总是严谨、严肃以及严厉，而在《开讲啦》的现场，饶毅教授却颠覆传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形象。比如，开会的时候，他会偷偷朝前排座位的人洒水，竟然只是为了观察人在被激怒状态下的反应。更是一上场就调侃主持人撒贝宁：“没想到你个子居然这么高，以前我们搞错了。”撒贝宁被“攻击”的措手不及，只好说：“身高问题这是生命科学问题，我也搞不懂啊！”顺势也抓住机会问：“身高这件事的先天遗传和后天个人努力，大概占多大比例呢？”饶毅教授解释说：“个人努力基本是没有意义的，先天大概有几百个基因参与身高的形成，当然后天充足的营养也是必须的。”也正是因为幽默风趣的性格，饶毅认为：“做科研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在饶毅眼中，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对他而言，科研并不需要谁来“献身”，做科研是一种享受。除了科研，他教有趣的课，看非专业的书，办微信公众号与读者分享知识的乐趣，都是在“做一个有趣的人”。

演讲稿：

我今天想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我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首先我就是要做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有我们自己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这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这个进化过程是从无生物到有生物，无核到有核，单细胞到多细胞，多细胞到整个个体。当然有简单一些的个体，有复杂的个体，有植物、微生物、动物。我们最感兴趣的动物里面，也就是从低等的小小的虫子到更高等的，一直到有脊椎类、哺乳类、灵长类，最后走到了我们智人。而在智人里面，还有从猿到人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走过来的。所谓的北京猿人不是我们任何在座人的祖先。我们现在智人主要是来自于东非。他们从东非迁徙到欧洲，从印度次大陆南下到东南业，从中国的南部迁向中国的北部，而在这里面逐渐就要变成我们各地的人，最后变成我们自己。演化到最高的形式我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能够有我这样一个人在世界上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么既然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不仅有整个生物的进化，而且包括你家族的传承，那你就会应该很珍惜。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跟其他的生物，包括高等的动物要有所差别。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是动物，所以我们也有个体生存，种系繁衍的需求。我们也得需要食物、住房、求偶，但是我们不能这几样东西做得跟动物一模一样吧。所谓你们这一代才流行，我们那一代没听过的“高富帅”、“白富美”，在我耳朵里面听得特别难听。我认为这六个字把人完全当成动物在肉市上做交易。我觉得是很悲惨的一个事情。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具有人的特性的大脑。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有高级的认知。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有文明的社会，我们的大脑为我们带来今天日新月异的世界。所以只要你用大脑做一些值得进化，为你带来的高级认知，这样用大脑的生活才是做人的生活。所以做人用脑，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点。下面两点可能各有选择，我觉得特别重要，有些人肯定不觉得特别重要，我们可以探讨，只要不是撒贝宁，我觉得我都允许这个探讨的公平。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第一个角度是从生物的角度，做人。第二个角度是从个体的角度，做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人，包括对于我来说做有趣的科学家，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是对自然的好奇。所以如果没有大脑，自己觉得自己要有趣，科学可能不会诞生。在和平时代你愿意做哪个行业都可以，你甚至学律师也可以，做主持人也可以，也没有什么可耻的。做科学也是不需要谁献身的，你愿做你喜欢就做，不愿意做，做别的事情。科学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科学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在北大做的研究里，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基因变化以后就影响睡眠。这是果蝇的脑袋，你可以看见一个荧光蛋白是由我们有特定的基因表达，可以看到这个基因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区域起作用。其中有些基因我们发现如果改变它以后，可以让果蝇不睡觉，还有一些基因我们改变以后让果蝇睡觉睡得特别多，还有一些基因我们改变以后，它白天睡觉晚上玩。我们还做过老鼠的研究。我们把老鼠的一些基因变掉以后，这个老鼠跟谁睡觉就出现问题。这个当然不是睡眠问题，这是性偏好的问题。我实验室最近还做猴子的研究。这是一个小猴子，这个小猴子和其他小猴子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我们变掉了它一个基因。变掉基因以后就发现它对母亲的爱就要减少。有人说我们这是奇葩，专门虐待动物，在基因水平上虐待动物。其实不是，我们通过改变基因以后，知道哪些基因使得其他的猴子会爱它的妈。所以我们是通过异常来了解正常。这些实验好玩得很，这些动物的外观和细胞基因表达都是很漂亮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做这些研究，居然有人给我们钱，不仅给我们吃饭，还给我们研究经费，我觉得这样做科学实在是一种幸福。除了作为一个职业，做科学研究要做有趣的。我自己在学校一直是讲课，我讲本科生的课，我也讲研究生的课，我也是希望让我们的同学觉得科学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玩，非常优雅，非常激动人心的工作。除了做研究工作教学以外，我自己也喜欢读书，有时候忍不住跟别人分享，就像小学生出黑板报一样，我们最近几个大人也想出黑板报，然后找不到黑板，干脆出了微信公众号。我们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对智力、对知识的欣赏和享受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们还是觉得好玩是一个很大的目标。所以除去做好玩的科学，教好玩的课程，到读好玩的书和出好玩的微信公号，我觉得我很喜欢做一个有趣的人。

从社会角度当然得考虑要做有意义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问题，对于你们来说可能还是更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和平时代的中国人。我在九年前回北大，我坚决拒绝任何人给我戴上“爱国”的帽子。我认为爱国只能用来描述1940年代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进行过博士后工作，回到战争中的重庆工作的张昌绍教授。他是药理学家，他在战争期间在可以留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下，决定回到祖国，这叫爱国。有他这样的科学家从西方引进我国所缺乏的科学传统和当时的现代科学，才有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屠呦呦和其他科学家在中国做的研究。他们做的研究从中药青蒿获得化学单体抗疟药青蒿素。他们的研究结果造福于中国，造福于人类，所以他们当然是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我这一代，特别是像我自己这样的人，不仅对于爱国完全没有资格标榜，而且我很担心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意义不大，甚至没有意义。所以我经常想提醒自己，希望我的研究有些时候不仅是看哪个老鼠跟哪个老鼠交配，而且甚至对于我们其他的学术、或者应用也许有时候有意义。这种意义可能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基因，一个细胞如何控制睡眠，如何控制各种社交活动。也可以希望偶尔说不定我们发现一个药物，可以让人的时差可以倒过来。我说这句话还不是笑话，我们实验室最近有一个研究生，他用细胞做的实验，人体的细胞放在培养的时候，他丢一个药上去。那个细胞就改了九个小时的时差，我现在热切地等着他，是不是在动物身上、在人体有作用，除了在细胞上有作用以外，像这样的有可能对人类有用处的，偶尔我也悄悄地做一做，会希望自己有一部分工作能够有意义。可以是科研工作有意义，也可以是教学，万一自己做得有限，我的教学做得很投入，希望有一批学生他们以后做的工作做得很好。这样的话组织一个有机的，我自己认为是做人，做有趣的人和做有意义的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