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学杂志》2015；351：h4901：“当代背景下乳腺癌确诊时肿瘤分期对生存率的影响：涉及173,797名患者的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注释：上方图表显示了较早时间段（1999-2005）乳腺癌患者的相对生存率；下方图表对应较晚时间段（2006-2012）。线条代表确诊时的病理分期，具体如下：蓝色实线（T1s期，DCIS[乳腺导管内原位癌]期）；红色或绿色虚线，以及棕色点划线（分别为T1a期，T1b期，T1c期）；黄色破折线（T2期）；紫色破折线（T3期）；栗色点线（T 4期）。

《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了一项大规模分析，显示近几年中，女性确诊乳腺癌时所处分期与她们在确诊后的生存时间长短存在重大关系。这项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涉及到近174,000名荷兰女性。

当前媒体中流行一种相反的观点，即认为在现代肿瘤学盛行的当代，早期乳腺癌检测价值不大。这种欠妥的说法援引众多研究作为依据，其中常被引用的是一项回顾性研究。两位均为医生的研究作者将近几十年来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归功于治疗手段的进步，而非乳腺摄影检查。慈善组织“乳腺癌行动”（Breast Cancer Action）宣称，早期检测无法挽救生命。《纽约时报》的一篇杂志特写用巨大篇幅宣扬这样一个观点，即乳腺癌早期检测的好处被夸大了，是炒作的结果。

《英国医学杂志》这篇最新报告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结果，而且都非常明确：一、确诊时乳腺癌已扩散至淋巴结的妇女，其总体生存率比确诊时未涉及到淋巴结的妇女短得多。二、较大浸润性乳腺恶性肿瘤的长期生存机会，比较小浸润性恶性肿瘤要小。

不管乳腺摄影对乳腺癌的早期检测是否有效，这些发现都证明，及早发现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因此，如果说即便到了2015年，乳腺摄影依然不够完善，那么合理的推进方式应该是加以改善，或提高质量稳定性，抑或是发展一种卓越的替代性筛查工具，专门面向那些可能罹患或死于乳腺癌的风险人群——包括大部分的中年妇女、一些年轻的高风险女性以及许多老年妇女。

这些来自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心（Erasmus 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荷兰综合癌症组织（Netherlands Comprehensive Cancer Organization）和特文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的研究人员，用荷兰癌症登记（Netherlands Cancer Registry）的全国性数据，确定并跟踪该国乳腺癌患者的年龄、肿瘤分期、治疗和确诊后寿命。他们回顾性地考察了两大患者群体：在1999-2005年间被确诊为原发性乳腺癌的女性（80,228人，年龄中位数为59岁）；以及2006-2012年间被确诊患有乳腺癌的女性（93,569人，年龄中位数为60岁）。

他们观察到了一些意料之内的趋势。后一个时间段（2006 - 2012）的数据对应更加早期的诊断、更低的恶性肿瘤程度，更多的乳房肿瘤切除术，以及更多的包括激素治疗在内的用药。

但两个时间段的病理趋势是相同的，并与有关乳腺癌的已有认识基本一致，不管是何种类型的乳腺癌。两个阶段的结果基本都是剂量依赖性的，可信而且清晰：所涉及到的淋巴结越多，患者预后越差。肿瘤越大（如直径超过1公分），预后越差。

我想补充的另一点是，对于这项证明乳腺癌早期检测益处的重大发现，报道的媒体寥寥无几。我在医学新闻网站Medscape上读到了这条消息。但截至周四晚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都不见针对该研究的报道。我也没在CNN和NPR上看到或听到相关报道。Medscape上的一个标题则打了个问号：该报告“间接论证了乳腺摄影的必要性？”

我不禁疑惑：难道新闻媒体都刻意回避了对乳腺癌筛查有利的报告？

研究作者对发现作了如下总结：在系统性治疗颇为有效的当下，确诊时的肿瘤分期仍然影响着总体生存率。“乳腺癌的早期肿瘤分期诊断依然至关重要。”他们总结道。

伴随《英国医学杂志》的这份报告同时发表的，是波士顿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哈罗德·伯斯坦（Harold Burstein）博士的一篇社论。在社论中，他点出了这些积极结果发生的背景，即荷兰乳腺摄影筛查的高参与率。按照他的描述，荷兰拥有成熟而全面的医疗保健系统，符合条件的妇女中有超过80%定期做乳腺摄影。“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当代基准，世界各国在衡量乳腺癌检测结果时都可以向它看齐。”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