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恐惧发作是在我29岁的时候，”比安卡•戴伊说，“我感觉世界在旋转，我没办法正常说话。那种恐惧的感觉就像有东西压在胸口。我开始狂咬。我必须离开工作几个星期，那感觉实在是太可怕了。我的人生从那一刻改变了，变得很糟糕。”

当时，这位电台主持人和媒体名人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她的恐惧症状和随后确诊的焦虑症。12过去了，现在她已经成为焦虑的一代的海报女郎。

有勇气把她的情况讲出来，意味着她已经找到一群正在增长的支持者，他们被确认带有这种大部分时间都很焦虑的不安症状。

“很难承认自己有这种病，因为人们会看不起我，并觉得我疯了，”她笑道，“不过现在想想，如果我是疯子，那么4个人中就会有1个人和我一样是疯子。”

戴伊从一开始的拒绝到现在她已经开办了一个图片分享页面《消除焦虑》，为她7000多的粉丝提供鼓舞人心的消息并为那些焦虑症患者的排忧解难。其中包括艾米•波勒、阿曼达•赛佛里德（她靠喝酒来应付面试）、阿丽安娜•赫芬顿，还有露比•罗斯，她在2013年宣布再次治疗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

“如果你在疯狂的时候没有一个小伙伴，你周围的世界将是崩溃的，”代伊说，“我的目标是让患者减少孤独感。”

数码媒体主办人米娅•费德曼最近也透露，她多年来一直在跟焦虑症和并发的神经衰弱作斗争，在她经历了12天的“严重恐惧和焦虑”折磨以后，她把那种感觉描述为“疯狂的恐惧”。

不久前，焦虑被写成是过去的担忧和压力，患者希望“克服它”。直到1980年版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一次出现了“焦虑性障碍”这个词。

焦虑症是澳大利亚最常见的精神障碍疾病，每4个澳大利亚人中就有一个患有焦虑症，主要是女人，她们一生都会遭受焦虑性障碍，现在医生从业者更容易诊断出一系列起初被忽略的症状。

“人们开始愿意谈论它，他们更有可能自述报告，”史蒂芬•卡博尼说，他以前是医生，现在是《走出忧郁》的领头人，他制定了很多政策、研究和评估。2007年，精神幸福和健康的全国调查表明，焦虑症患者已经明显增加。他说，焦虑症的产生一部分是因为遗传体质加生物构造，一部分是因为生活经历和现在的环境。“毫无疑问，人类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说。

《我的焦虑时期》的作者斯科特•斯多赛尔认为，虽然焦虑和抑郁具有“基因易感性”，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能帮助改变什么。“我们现在的历史时刻在某些方面加剧了焦虑的时间，”长期患有焦虑症的斯多赛尔说。

戴伊相信，她的焦虑症是遗传的（“我的父母脾气都很暴躁”），但更多来自于她的童年，她的父母离婚后，她就辗转在不同的家庭之间。“我不讨厌它，我能感受到爱，”她说，“但我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冷静下来，除非你长大成人以后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解决。”

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经历“基本”的焦虑和担忧，但超出正常水平的焦虑表现在很多方面，从失眠和衰弱恐慌到势不可挡的恐惧。

卡博尼博士说，它变成了一种过度、持久和“丧失能力”的“状态”。“有很多身体症状，如手心出汗、快速呼吸或觉得有可怕的事情会发生的感觉，”他说，“还有退缩和逃避的相关症状。”

经济学家本•特欧博士认为，焦虑症多发于女性（澳大利亚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在某个时期都会遭受焦虑症，而男性只有五分之一），因为女性更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压力。但他补充道，女性更倾向于寻求帮助。

卡博尼博士说，女性往往是照顾者，这个角色使她们把更多的重心放在日常生活上。“女性往往对期望很高，并且当事情出错时，她们习惯责备自己，”他说。

“社会固定的信念和期望是，女性应该负责所有人的幸福，这取决于你自身并且你没有像照顾其他人那样把自己照顾好。一旦你有了这种心态，你就会陷入焦虑状态。”

社会研究员丽贝卡•亨特利进行了“工作妈妈”的研究，是益普索2012年思想和情绪报告的一部分，她对研究对象所说的所能承受焦虑的程度感到惊讶。

“女性觉得她们必须做一切事情，不然世界就停转了，”亨特利说，“澳洲女性不善于寻求帮助。她们感觉不堪重负，需要爱护自己。一个女人说，‘有时候，我宁愿遭遇一场车祸，不用受很重的伤，但足以到医院单独躺上几天。’”

像克洛伊这样的焦虑症患者说，这种症状能够把你打碎。“这个水平，我没办法应对，它所有的能量，我不知道先解决哪一个问题。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

“它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惧，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经历，”克里•萨克维尔这样描述她的两次严重的恐惧症状（焦虑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萨克维尔在题目贴切的《焦虑小书》中记述了她一生与障碍的抗争：“你的意识被接管，你只能无奈的看着自己被害怕和恐惧吞噬。”

女性中这种无奈的感觉，特别是母亲，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常见，每个时代都有它们自己的版本就像滚石乐队所唱的“妈妈的小助手”。简•奥斯汀的班耐特太太想通过嗅盐来平静她的“神经”。我们的母亲和祖母曾有“咳嗽和晕倒”的症状，在放弃工作带孩子以后不久，就服用安定应对亨特利所说的“挫败的野心”。

现在，那些工作的妈妈们压力太大。“从那些女人无法拥有自己的生活和生活不够完整的日子开始，女性就开始吃药来应对完整的生活了，”亨特利说。

当心理学家说，治疗的第一步应该是心理治疗和咨询，许多焦虑症患者都是遵医嘱按时服药的。其中包括抑郁药，如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包括百忧解、左洛夏），贝塔受体阻滞药（应对表现焦虑）和苯二氮卓类，如安定。

Xanax（阿普唑仑）曾经是减轻焦虑的首选药物，但是去年，精神健康专家应对非法使用和依赖的证据进行了游说，之后它被药物管理局重新安排列入8号列表（易上瘾的药物）。这就意味着医生需要很谨慎的使用此药物。

正如亨特利在2012年的研究中所说，这个药物对于那些把震惊看作“常态”的女性来说，它是“可接受的药物”。“一些女性经常把它装在手提包中并随时提供它，”她说，“她们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应对机制。”

伊丽莎回忆说，这种药物在她焦虑的时候给她“即时救济”，并缓解她的情绪痛苦。

“我可以去睡觉，而不是盯着天花板悲伤地思考我的问题，”她说，“那时候没有机会从痛苦中摆脱，我知道我不正常了，我瘦弱的体质在重压之下变得更加糟糕。我只想赶走这些伤痛。”

她承认她也害怕阿普唑仑上瘾的特性（“我在谷歌查过”），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短期解决方案。“我除了服药别无所依，我有时候也需要他们的拥抱。”

特欧博士说，对于焦虑症患者，“我们需要看看他们底层的精神和心理问题”。

许多精神健康医生希望：焦虑症患者把焦点从掩饰障碍的药物需求转移到处理障碍本身的需求。

认知行为治疗是“比药物更有效的途径”，新南威尔士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加文•安德鲁斯说。它可以在几周内完成，研究证明接受者往往“保持很好”，他说。

卡博尼博士认为，有许多有效的“可获取技术”可以对抗焦虑：瑜伽、冥想、正念和健康的饮食。

克里•萨克维尔说，对于她来说，特别疗法是唯一能够触动她，帮助她“了解我焦虑的成因是因为我的童年和我的基因”。

并且比安卡•戴伊通过反复练习冥想，现在已经能够控制她的焦虑了。“我现在把我的焦虑当成一份礼物，”她说，“它让我更富有同情心，更善解人意和更有精神。我能说，“有一个焦虑的家伙。他迫使你看到内在的自我，并听到内心的答案。现在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