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一篇专栏文章中，我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成功扶持其清洁能源行业超越美国和欧盟，是否意味着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能取得同样的成绩。很多人认为我的观点荒谬可笑——起码不少来自美国和欧盟的人会这样看。但是，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近期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至少已在一方面开始超越美国，那便是资金投入。
普华永道报告强调，美国风险投资对生命科学的投入，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发表上述报告的普华永道全球管理合作伙伴（PWC Global Managing Partner）特雷西·莱弗特洛夫（Tracy Lefteroff）指出，“随着新发基金的数量持续萎缩，风险投资家对新项目越来越挑剔……与此同时，他们紧握储备资金，以继续为自己投资组合内的公司提供支持。两方面因素都对新生企业的投资产生影响，2012年获得风险投资的种子期公司的数量减少了38%，这便是佐证。”
人们很容易将上述投资额下降解释为孤立事件，或归结为美欧风险投资公司的资本应用效率在提高。
但不少来自风险投资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减少反映出美国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对新产品准备商用化时所面临的监管环境普遍感到不安。除了美国政治系统的混乱无序之外，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对新药或医疗器械的规范缺乏透明度，无论是对现有风投进行投资的意愿，还是对企业家从越来越谨慎的美国投资人那里募集资金的意愿，都造成了直接影响。
西方企业家找不到这样一套前后一致并且政治上可行的框架，能够明确最新生命科学理念获得批准的条件和过程。这与中国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尽管中国市场并不完善，但需求很急迫。事实上，中国不但需要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寄托在制造技术升级上，因此，政府十分明白吸引企业家的迫切性。正是这种认识——将社会效益与经济需求结合起来——促使中国引进清洁能源技术，并成为清洁能源技术企业家融资和施展才华的最佳舞台。现在，这种认识正推动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大展拳脚。
美国需要留意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行动，然后调整自己的政策框架来加以应对，不要滑向保护主义，而是给生物科技企业家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激励机制，最清晰透明及最稳定的监管环境，以及最合理和商业友好的退税激励政策。但美国的政治系统能做到这一点吗？可能做不到。如果华府那帮国会领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更有可能是指责中国靠国家大力扶持而不是让市场力量来主导投资。
美国议员这种意料之中的可悲反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这种行业发展政策，在清洁能源和生物科技等方面已经见到成效。当然，中国的清洁能源战略或许是导致了资源的低效配置，这体现在产能过剩方面。但是，美国应该从中国的做法认识到，政府该发挥的正确作用，就是创造性地统筹各项战略，并明确激励架构，让国家形成最有利于进行颠覆性创新的环境。
无论外人对中国出台政策扶植诸如清洁能源这样的产业怎样口诛笔伐，但最终结果是中国在这一领域里抢到了主导地位。
如果中国在生命科学方面投入相当的气力，而与此同时美国却被政治问题所困扰，妨碍国家实施竞争性战略，来确保生物科技时代的优势地位，那么看来，近一段时间美国风险投资机构减少对生命科学初创企业的投资，便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近期在清洁能源方面取得主导权的经验和启示，并未引起美国领导层方面的足够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