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的弗朗西斯科·斯泰布（Francisco Steib）很少能在家里坐着吃完晚饭。大家的盘子里都还剩着东西的时候，他却开始变得烦躁起来，非要起身离开座位。
弗朗西斯科住在雷克维尤区（Lakeview），离他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已经有3年半的时间。他会围着桌子转，去找另外一把椅子坐，要么最起码也要站在座位边，他母亲玛吉·斯泰布（Maggi Steib）说。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可算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斯泰布说。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坐得住，可他真的就是坐不住......他对此无能为力，而作为父母的你也无能为力。”
最近，一个健康组织完成了两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ADHD理解的研究。ADHD正是引发弗朗西斯科所患障碍及最常见儿童神经行为障碍之一的病因。该组织是全国最大非营利性健康组织之一。
凯萨医疗机构（Kaiser Permanente）的首项研究解释了某些儿童罹患ADHD的部分原因。该研究揭示了ADHD和多种并发症的关系。这些并发症会导致胎儿在出生前出现缺氧的状况。第二项研究表明罹患ADHD儿童的诊断率呈上升之势。
“哪怕有一个不利的结果，我们也要防止，”凯萨医疗机构南加州研究与评估部门研究员及上述研究的主要作者达瑞尔斯·戈特汉（Darios Getahun）博士说。
专家们表示，ADHD被定义为两组症状的集群。有些患有ADHD的孩子表现出多动或冲动的症状，如烦躁不安，运动过度，打断谈话或抢夺他人物品。其他人则注意力不集中，如无法遵循指令或健忘。有些人则两种症状兼而有之。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2011年，超过500万3至17岁的美国儿童患有此种障碍。
“当我们对那些罹患多年ADHD的孩子进行临床观察时，大家心里一直都不是滋味，”米娜·道肯（Mina Dulcan）博士说，她是芝加哥安&罗伯特·H·卢瑞儿童医院（Ann & Robert H. Lurie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icago）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主任。“人们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患有ADHD的孩子和家庭的日子不好过。这是一种确实存在的情况。”
专家们表示，众所周知，ADHD的发病原因中不仅遗传因素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也跟大脑发育有关。虽然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让具有胚胎的子宫暴露在缺血缺氧的条件下——导致大脑缺氧的并发症——往往会导致脑损伤和发育问题，但是凯萨医疗机构发表于《儿科》（Pediatrics）杂志上的研究却表明那些具有产前免疫组化法（IHC）经历的儿童罹患ADHD的整体几率增大了16％。
这项研究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免疫组化法，如新生儿窒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和先兆子痫，可能会降低从母体血液输送到胎儿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水平，而此时胎儿的器官仍处于发育阶段。
这项研究还认为，臀位分娩或横位分娩（肩先露）或伴有脐带并发症分娩的儿童罹患ADHD的风险增加了13％。这项研究分析了近82,000名5至11岁儿童的健康记录。
该研究指出，同那些未经历免疫组化法的儿童相比，那些经历过新生儿窒息，先兆子痫和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儿童罹患ADHD的风险分别增加了26％，34％和47％。这种关系在早产儿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这项研究的一个好处是，它有助于及早识别高危儿童。
如果能够得到及早治疗，“他们在学校会表现得更好，人际关系也会更和谐，” 戈特汉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而，让那些经历免疫组化法的儿童的父母对ADHD提高警惕是否有用，一些专家对此仍存疑问。
ADHD在7岁左右最容易诊断，马克·斯坦因（Mark Stein）说，他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精神病学和儿科教授，同时也是多动，注意力和学习困难项目（Hyperactivity, Attention and Learning Problems Program）主任。一个儿童的年龄离该数字越远，无论是大于还是小于，该儿童被诊断出ADHD的难度就越大。
所有2岁大的孩子都具有ADHD的症状，他说。有时，这些症状算不了什么，有时，如果患上了ADHD，那么这些症状可以提示孩子身上存在一个可能被忽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此外，用于治疗ADHD的药物在幼儿身上也不起作用。
“我认为，诊断过程要细心，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在针对幼儿的时候，” 斯坦因说。
另外，家长要记住，大部分ADHD病例并不是因为免疫组化法而产生的，斯坦因说。
虽然从统计学的角度讲，该研究中的百分比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实践中，这种风险其实是相当小的，道肯又说道。
“我担心的是，患过分娩并发症的母亲会过度担心自己的孩子，”她说。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ADHD的关注是越来越多。凯萨医疗机构的第二项研究分析了将近85万5到11岁儿童的健康记录，结果表明ADHD的诊断率从2001年的2.5％上升到了2010年的3.1％。相对而言，诊断率上升了24％。
该研究表明，虽然白人儿童具有5.6％的最高诊断终止率，但相对2001年的4.7%而言，只上升了20％。这项研究上月发表在《JAMA儿科》（JAMA Pediatrics）杂志上。
据该研究，黑人儿童的诊断率相对而言上升幅度最大，达到了70%。黑人儿童的诊断率从2001年的2.6％上升至2010年的4.1％。值得一提的是，黑人女孩的诊断率上升幅度达到了90%。
据该研究，西班牙裔儿童的诊断率相对而言上升了60%，从2001年的1.7％升至2010年的2.5％。
研究还表明，男孩被诊断为ADHD的可能性是女孩的4倍。考虑到诊断为ADHD的儿童中男女比例一度达到9:1的情况下，这表明ADHD儿童中的性别差距在大幅下降，斯坦因说。
因为女孩在学校里不太可能成为好动的孩子或被认为是“捣蛋鬼”，一般来讲，就不太可能对她们进行诊断，斯坦因说。
“我认为让更多的女孩，尤其是更多的非裔美国女孩，进行确诊，这是一件好事情，”他说。
他说，诊断率的上升说明ADHD 成为了一种“流行病”，家长们仍然不应该对这种说法有所担心。
根据这项研究，4.9％的儿童被诊断出患有ADHD。这离多数其它研究数据的最高值还相差甚远，其它相关研究得出的诊断率为4％至12％，斯坦因说。
然而，研究人员设置了非常严格的诊断标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ADHD的诊断率相对在其它研究中而言，在这项研究中比较低。在凯萨医疗机构的研究中，孩子要么由专业医师至少诊断两次，要么诊断一次，服用至少再调配两次的ADHD药物。
道肯对该研究的某些方面表示质疑。虽然凯萨医疗机构指出，这项研究可能向其它人群推广，因为它考察的是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庞大群体，但是道肯说，这项研究中的每人都接受了一流的医疗服务，这一点意味着它不可能向美国公众推广。
不过，专家们表示，以往的研究证实，ADHD的诊断率现在是，在最近几年中也是一直在上升。ADHD诊断率的上升很可能是由于，至少部分上是，人们对该疾病的意识在提高。
当然，对儿科医生而言，他们对ADHD有更多的认识，斯坦因说。在过去，患者只能去精神病院就诊和治疗，可是现在找普通护理医师看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现在接受诊断的成年人也在增多，戴尔·戴维森（Dale Davison）说，他是一名专业ADHD及执行功能教练，同时还是ADHD支持团体芝加哥北岸CHADD的共同协调人。在很多成年人为救助自己患有ADHD的孩子四处求医时，他们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也是这种疾病的受害者。
“现在有很多成年人整个一生都受到ADHD的困扰，但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戴维森说。
当玛吉·斯泰布在进行ADHD的研究，以便更多地了解她儿子的情况的时候，她认出了很多自己身上的症状，她说。几年前她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失症。
斯泰布说，患上这种疾病使她对别人的感受又多了一点共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儿子的病情算不上一个重大的挑战。
她说，最困难的事情可能就是弄清楚ADHD的本质，还要保证不对儿子过于苛刻。当她一再呼唤着他的名字，却无人回应的时候，很难不让人觉得伤心和失落。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提醒自己，他不会大发脾气，”斯泰布说。
斯泰布说，她逐渐总结出一些似乎有所帮助的小窍门。例如，她现在才知道从另外一间屋子叫弗朗西斯科的话，他根本不会在意。她非得走到他所在的位置，看到他。
冲动是另一个大问题，斯泰布说。例如，弗朗西斯科和另一个孩子玩捉人游戏的时候，那个孩子不小心打了他。随即，弗朗西斯科转过身来，二话不说也打了他一下。之后，他就觉得很难受。
ADHD药物在帮助避免某些冲动行为方面效果显著，斯泰布说。这让她有机会与她的儿子一起合作，教会他诸多应对策略。
不过，有时父母也需要更多的帮助，斯泰布说。所以她在12月份创建了芝加哥ADHD家长支持团体。
“我只是作为一名母亲在寻求支持，”她说。
结果令人称奇，她说。有50人通过网络加入这个团体，约30人已经出席了每次月会。
她说，聆听到别人的故事，看到满屋子的人都在点头，这真令人鼓舞。
“作为父母很容易就感到孤立无助，感觉一切事情你都要独自面对，”斯泰布说。但是，“他们确实体会得到你此时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