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怀孕期间过量饮酒会伤害胎儿，但是，评估产前适量饮酒造成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选择饮酒的准妈妈可能会在系统上与不饮酒的准妈妈有所不同。本专栏呈现了最近的一项调查，该调查表明，母体对酒精新陈代谢基因的遗传性变形与孕期酒精暴露呈负相关的关系，与产前饮酒相关的任何背景特征也无关。用此遗传性变形作为工具变量，作者发现，孕期酒精暴露对儿童的教育成就上产生强烈的负面效应。
美国公共卫生部首先于1981年发表了一份关于怀孕期间饮酒的报告，该报告注意到产前酒精消耗与儿童先天性缺陷之间的关系（美国公共卫生部办公室，1981年）。怀孕期间过度饮酒所产生的有害作用目前可谓众所周知—它可能会导致被称为胎儿酒精谱系障碍的心理和生理缺陷模式。然而，少量到适量的饮酒所产出的影响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在何种水平的酒精暴露对胎儿是有毒的这一问题上，大家并没有达成共识。
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建议女性在怀孕期间放弃饮酒。其它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建议女性在怀孕的前三个月不要饮酒，如果她们选择去饮酒，每周或每两周的饮用量最好不要超过1到2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么低水平的饮用量会对未出生的婴儿产生危害”（国立卫生研究所与临床卓越2008）。这些自相矛盾的建议是从观测研究酒精暴露与儿童发展的相关性中的不一致的调查结果得来的，包括生理和心理健康，认知性与非认知性结果（综述，请参见，Gray and Henderson 2006，Polygenis et al. 1998）。
调查难点
评估产前酒精消耗所产生的影响的主要难点在于，饮酒是一种选择。像这样，选择饮酒的准妈妈可能会在系统上与不饮酒的准妈妈有所不同。确实，一些研究显示，在酒精消耗上呈现出社会性正梯度。学历越高的女性越一般有可能饮酒（参见Cutler and Lleras-Muney 2010），或在怀孕期间饮酒（美国疾病控制盒预防，2011；von Hinke Kessler Scholder et al. 2014）
这个所选的问题清晰地表明了对饮酒妈妈的孩子与不饮酒妈妈的孩子的结果做简单对比的难度。此外，这些准妈妈可能在其他未被（研究员）注意到的地方有所不同，我们不能通过简单地控制一组背景因素，就假定这代表所有相关的混杂变量。而且，由于设计一个随机的对比试验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依靠可供选择的方法来评估和确定产前酒精暴露所带来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已经使用这种替代方法来确定这些影响的一些研究的调查结果。一些研究调查了在出生时不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如出生体重，具有低出生体重或早产的可能性，以及胎儿的生长。他们的研究设计试图通过以下方法来考虑相关的混杂因素：
比较那些在子宫中不同程度暴露于酒精的兄弟姐妹的出生结果(Wüst 2010)；
探索美国各州随着时间的变化导致的最小法定饮酒年龄的变化，及此变化对孕妇饮酒消耗的影响（Fertig and Watson 2009, Barreca and Page 2012）；以及
调查国家级酒精税、产前饮酒与婴儿健康之间的关系（Zhang 2010）。
除了Barreca and Page (2012)这个例外，他们发现产前酒精暴露会对孩子的出生结果产生负面效应。
关于对之后生活的影响，尼尔森（2008）研究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瑞典的酒精政策试验，在此试验中，通过允许杂货店卖高度数的啤酒，瑞典两个县的酒精可得性得以增加。该政策导致了实验区域酒精消耗量的急剧增加，尤其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试验之前根本就不能购买酒精。他发现，在政策试验实施之前怀孕的孩子与周围的同龄人相比，存在低学历，低劳动力市场成果以及低认知能力的问题；而这些政策实验过程中孕育出生在不太稳定的家庭。
新研究以遗传学为基础：孟德尔随机化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利用了遗传标记是随机分配的这一事实，并使用经过仔细验证的、与减少的酒精摄入相关的（母体）遗传性变形，来评估其对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von Hinke Kessler Scholder et al. 2014）。这个方法又被称为“孟德尔随机化”（Davey Smith and Ebrahim 2003; 另请参阅Lewis et al. 2012 and Zuccolo et al. 2013）。我们证实了之前的研究成果--母体对酒精新陈代谢基因(ADH1B)的遗传性变形与孕期酒精暴露呈负相关的关系，与产前饮酒相关的任何背景特征也无关。用此遗传性变形作为“工具变量”，我们发现，孕期酒精暴露对儿童的教育成就上产生强烈的负面效应。
结论
总之，在怀孕期间饮酒的准妈妈可能在系统上与不饮酒（用可察觉的方式和不可察觉的方式）的准妈妈有所不同，试图解释这一事实的研究更倾向于发现产前酒精暴露对儿童有害。由于随机实验显然是不道德的、不可行的，这些研究??在促进我们对产前酒精暴露对儿童以后的生活发展的影响的认识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鼓励更进一步的研究，来更详细地探讨这些影响，将这些分析应用到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数据源。
参考文献
Barreca, A and E Page (2012),《一品脱酒精换一英镑？重新评估最小饮酒年龄法与出生结果的关系》，杜兰大学经济工作论文1220。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1），《孕期饮酒仍是一个问题》，9月13日。
Cutler, D and A Lleras-Muney (2010)，《理解教育所造成的健康行为的差异》，健康经济学日报, 29: 1–28。
Davey Smith, G and S Ebrahim (2003).《“孟德尔随机化”：遗传病流行学有助于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吗？》，国际流行病学杂志32: 1–22。
Fertig, A and T Watson (2009)，《最小饮酒年龄法与婴儿健康结果》，健康经济学日报，28: 737–747。
Von Hinke Kessler Scholder, S, G Wehby, S Lewis, and L Zuccolo (2014)，《子宫内的酒精暴露与孩子的学业成就》，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19839，经济学杂志即将刊登。
Gray, R and J Henderson (2006)，《评论产前酒精暴露对胎儿的影响》，向卫生部汇报，国际围产期流行病单位。
Lewis, Sarah J, Luisa Zuccolo, George Davey Smith, John Macleod, Santiago Rodriguez, Elizabeth S Draper, Margaret Barrow, Rosa Alati, Kapil Sayal, Susan Ring, Jean Golding, and Ron Gray (2012)，《胎儿酒精暴露与8岁时的IQ：证据来自基于人群的出生队列研究》，公共科学图书馆期刊，7(11): e49407。
国家卫生研究院和临床卓越(2008)，《健康孕妇的日常产前保健》，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指导信息62，三月。
Nilsson, P (2008)，《每日一品脱的酒精会影响你的孩子的薪水吗？产前酒精暴露对成人后成果的影响》，Cemmap工作论文22/08。
美国公共卫生部办公室(1981)，《公共卫生部关于酒精与怀孕的公告》，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药物公告，11: 9–10。
Polygenis, D, S Wartona, C Malmberg, N Sherman, D Kennedy, G Koren, and T R Einarson (1998)，《孕期适量的酒精消耗与胎儿畸形的发病率：荟萃分析》，神经毒理学与畸形学，20(1): 61–67。
Wüst, M (2010)，《烟草和酒精消耗对分娩结果产生的影响》，奥尔胡斯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工作论文10-05。
Zhang, N (2010)，《酒精税与分娩结果》，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健康杂志。7: 1901–1912。
Zuccolo, Luisa, Sarah J Lewis, George Davey Smith, Kapil Sayal, Elizabeth S Draper, Robert Fraser, Margaret Barrow, Rosa Alati, Sue Ring, John Macleod, Jean Golding, Jon Heron, and Ron Gray (2013)，《产前酒精暴露与后代认知能力和校内表现：一个‘孟德尔随机化’的自然实验》，国际流行病学杂志，42: 1358–1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