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17日是什么日子，各位读者知道吗？世界高血压日。

高血压堪称是威胁无数人健康的无声杀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降低它所导致的一系列致命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患者不来看病，医生也没咒念啊。一般人不把疾病早期的征兆当回事，小病拖成大病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今天血压测了吗？药吃了吗？

可如果医生根本不知道面前的人是病人呢？虽说医学也有历史局限性，让古代人诊断早期癌症那肯定是天方夜谭，但如果一种影响几十亿人的疾病，却曾经一度被已经初具雏形的现代医学漠视……

今天的人们也许不会相信，医学界对高血压的认知，走过怎样的弯路。

没有正解的悬案

倒在战争结束前最后一刻的士兵，也许是战争中最可悲的人。其实这句话适用的对象，不止是寻常人。1945年4月12日去世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没能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落幕。

据说这位身残志坚的总统，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头痛极了。”（I Have a Terrific Headache.）[1]
罗斯福总统身上的故事，那可真是得说个三天三夜

毫无疑问，当时绝大多数人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也许末日将近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除外。但对于极少数的知情者来说，白宫宣布的“罗斯福总统因脑溢血去世”，却算不得是意外。

把时间拨回去一点。1944年3月，在罗斯福尚未赢得第四次选举时，美国海军的心血管科医生Howard G. Bruenn，在罗斯福女儿的要求下来给总统做体检，他回忆道，那时的罗斯福就已经有“充血性心力衰竭、记忆减退”的表现。

Bruenn医生觉得，总统的症状可能是长年高血压的结果，毕竟早在1937年，罗斯福的血压就有162/98mmHg，此后这个数字一直都在升高，但总统的私人医生也没有建议用药治疗，连罗斯福的女儿都认为没问题，他何必多嘴呢？

于是Bruenn医生只提出了戒烟限酒、清淡饮食、注意休息的建议，但罗斯福的血压不久后却突然狂飙，到1945年2月著名的雅尔塔会议时，他的血压已经是260/150mmHg[2]！这种爆表的血压肯定会导致症状，瞒住内行？不可能。

复习历史知识啦，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三巨头的这次会议，可是奠定了世界格局

丘吉尔的随行医生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经病入膏肓，最多还有几个月可活。”[3]至于罗斯福的认知能力那时有没有问题，斯大林是否因为得知了这一点，从而在会议中美苏双方的谈判上占到优势，就是历史悬案了。

同样是历史悬案的，还有罗斯福去世的具体原因。也许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医生并没有对罗斯福进行尸检，而且绝大多数有关罗斯福的医疗记录，也在不久后神秘地消失了。后人所知的事实，大多来自医生的回忆。

这可真是给种种阴谋论提供了舞台。有人就认为，罗斯福的血压从1937年到去世前翻了一倍，很可能是因为脑部存在转移性黑色素瘤，使血压恶性上升，而二战时美国政府必要的信息控制措施，让罗斯福的病情不为外界所知[1]。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罗斯福患的只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高血压，并且得到确诊，医生们恐怕也做不了什么，他们不能治疗一种当年称不上是疾病的疾病啊。

“能控制高血压，也不要去控制”

虽然Dr.Why一直觉得中医理论挺玄乎，但也许中医认识到高血压，可能远远早于西方同行们。《黄帝内经》里就提到，“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中国人显然没把这句话当回事儿，不然也不至于到今天还是全球吃盐最多。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所以总结脉搏规律会早一些？也许吧

“血压”这个词在医学史上真正出现，是公元1707年的事了，一百多年后汞柱式血压计被发明，才让医学界有了对人体血压进行深入研究的工具，但许多高血压研究的先驱，都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独立的疾病[4]。

从疾病命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原发性高血压”，对应的英文是Essential Hypertension，而Essential的意思是“必要的”。这反映了科学界一段时间的普遍观点——高血压是人体应对基础疾病时，一种必要的代偿机制。

就连创立了住院医师制度的“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对高血压的认知也跑偏了，他曾经在讲学时说：“医生们需要理解，血压的升高是对阻塞老化血管的一种必要代偿机制，不要把它当做疾病的主要表现去做治疗。”[5]

血管堵塞了，血液走不动了，压力就上去了，嚎，嗷~~~

虽说奥斯勒爵士的话不至于像皇帝般一言九鼎，但医学界对高血压的治疗探索，确实比起基础科研严重滞后。连高血压是否算一种独立的疾病都有巨大争议，谈什么寻找药物，对症治疗呢？

1931年利物浦大学教授John Hay的讲课，算是相当有代表性：“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被确诊的时候，因为一定有傻瓜（医生）会去尝试降血压。”[6]或者说，“就算我们能控制高血压，也不要去控制。”[2]

即使有少数医生注意到，高血压达到恶性级别的患者预后非常糟糕，这点儿证据也被淹没在反对声的大潮里了，据说那时一本1300页的药理学教科书，只有10页提到了高血压的药物治疗，而且疗效和副作用都不成正比。

那当时是怎么治高血压的呢？1944年，杜克大学的Walter Kempner医生提出了著名的“大米饮食法”（Kempner Rice Diet），对血压极高的患者严格控制饮食，只吃米饭、水果和果汁，据说500多名患者中有300余名成功降压[7]。

其实米饭里碳水化合物也多啊，改吃全麦吧……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大米饮食法”显然是通过控制饮食中钠盐的摄入起到了降压效果，但长期可行性嘛……只吃米饭和水果让美国人怎么受得了？至于手术、注射病原体、草药之类瞎猜式的治疗，就更不忍直视了。

没有药去治病，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还有一大堆不那么“巧妇”的医生在拖后腿。某种程度上来说，罗斯福总统的去世，真的是把当时还杀人于无形的高血压，直接拖到了聚光灯照妖镜下，来了个罪犯特写。

“部分胜利”，还是“全球瘟疫”？

1948年，在罗斯福去世后继任总统的杜鲁门签署了《国家心脏法案》（National Heart Act）：“美国人民的健康已经受到包括高血压在内的心血管疾病严重威胁，每三个人中就有超过一个死于心血管疾病”。

医学界真正开始向心血管疾病宣战了。不久后，经典的弗莱明翰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启动，为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流行病学资料，据称基于这项研究数据发表的论文已经有3700多篇[8]。

1969年，弗莱明翰心脏研究得出的“高血压与冠心病风险升高有关”结论[9]，算是给罗斯福去世后还持续了20多年的“要不要治高血压”争论，彻底收了场。争议解决了，接下来该啃治疗高血压这块难啃的骨头啦。

慢性病的治疗确实是个需要耐心和毅力的事儿

向高血压宣战，那时候也是恰逢其时：噻嗪类利尿剂诞生，取代了疗效不佳的旧降压药物；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VA）的医院体系成形，让多中心大规模临床试验得以开展，加上医学界的意见统一，天时地利人和，齐了。

从1967年开始，一系列重要的临床试验，逐个回答了高血压治疗中的一系列问题：血压在什么范围的患者该降压？年龄因素有没有影响？降压目标是多少？患者饮食该怎么调整？最佳的降压药应用策略又是什么[10]？

199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罗斯福去世50周年的纪念日发表了社论：“面对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的高血压危机，我们赢得了部分的胜利。”[11]能实现美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降低50%，确实算是个不小的里程碑了。

不过，战术胜利不等于战略胜利。比如两年前，某些协会把高血压门槛一下调，全球的患者数量就翻了倍，简直是反向的灭霸打响指……Dr.Why之前吐槽临床指南的时候，就好好絮叨过这个问题。

49.2%的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就问你怕不怕……

人类真正把高血压踩在脚下，还要过多久呢？丘吉尔的那句名言，用到这里太合适了：“这不是结束，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毕竟是开始的结束。”希望在一切划上休止符的那一刻，还有人记得罗斯福与高血压的这段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