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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与丘成桐两位先生的争论,和生物学家的尴尬
发布时间: 2016-09-06     来源: 知社学术圈/仑琴

 

2016年的中国科学,天空漂浮着几朵乌云。针对中国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的争论,近日因为丘成桐先生的网上声明,和杨振宁先生的公开回应,而浮出水面,进入大众的视野。一下子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

杨振宁和丘成桐都是高山仰止的一代宗师。两位先生对话,照理说没有小辈插嘴的份,更何况巨型对撞机建造与否,兹事体大,可能影响中国物理未来发展30年,原本就是大人物们操心的事情。但丘先生在声明中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中国学术界近些年来,等级阶层愈发固化森严,学术虽有长足进步,思想和风气却是更加禁锢。两位大师争论,圈内人恐怕都不便媒体发声。晚辈圈外之人,毫无厉害冲突,就斗胆与杨老商榷几处。所幸杨老给出七点意见,真正关联专业学术的,仅有一条,其余都是涉及政策层面,所以我虽然不是高能物理学家,也不妨议论一二。

杨老以94岁之高龄,仍心系中国科学的发展,而不顾个人之得失和毁誉,实在令后辈敬仰。不过总结杨老关于“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的论断,不外乎造价太高,没有实用价值,美国人都不干,中国高能物理过去三十年乏善可陈,也得不了诺贝尔奖这几点。对此晚辈实在不敢苟同。

科学一定要“有用吗”? 

杨老最让人惊讶的是他的第五点,全文摘引如下:

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没有。假如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我认为短中期内不会有,三十年,五十年内不会有。而且我知道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杨老以理论物理宗师之尊,居然以实用性而质疑高能物理的发展成就,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没错,绝大部分科研工作者都会同意,三十年、五十年内超大对撞机恐怕都不会对人类生活有实在的好处。杨老自己在理论物理划时代的杰作,五六十年过去了,普罗众生除了惊叹与震撼,也并没有得到一丁点的实惠。如果青年时代的杨先生以实用为准规划职业发展,那世界上也许会多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但必定会损失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因此,杨老关于实用性的论述,害莫大焉! 

这里不妨看看高能所王贻芳先生对科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解读,“我通常的回答是:没什么用的。”

美国人不做,中国人就不能做吗?

杨老列举反对中国建造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建造大对撞机美国有痛苦的经验”。对于这段史实,以及美国的决策机制,相信杨老非常清楚。这里所说的是美国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 (SSC), 1983年立项,1989年在德克萨斯州上马建设,1993年中止。杨老所说预算超支,当然是其失败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际政治的变化、美国国内的政党交替、以及地方利益的冲突与短视。 

民主党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上任,对于共和党时代的大科学工程并不感冒。而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们,只需要对自己的选区选民负责,挥起大刀砍掉德克萨斯的油水,那是毫不留情的。更何况前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大科学在国家利益之中一下子显得没有那么重要。这样一个实用性导向的科技政策,正是美国从不战而胜的巅峰走下坡路的开始! 而SSC的下马,也将实验物理的中心拱手让给欧洲,错失上帝粒子的发现,直接造就了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Hadron Collider, LHC)的成功。杨老也承认,Higgs粒子的发现是LHC粒子物理学的大贡献。 

这段历史可以说对中国颇有警示。民主政体的缺点,在于其决策效率低下、执行力不高,SSC的失败是一个明证。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高铁,大家都知道在美国东西海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区域,如果建成高铁,对经济和产业会是多么大的一个拉动。但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态势之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美国惨痛失败的教训,来支持中国的不作为,晚辈看不出其中的理由。高铁建设之前同样有许多的争议,如果我们效仿美国,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的样子。 

如何评价中国高能物理三十年? 

杨老更在声明中发问:

中国建立高能所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年。如何评价这三十多年的成就?今天世界重要高能物理学家中,中国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一、二! 

这段质疑,不知道中国的高能物理学界会做如何感想。杨老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对撞机,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其立场鲜明而一致。后来在李政道、吴健雄、和袁家骝等几位先生极力推荐下,经小平先生亲自拍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得以上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能物理尤其如此!如果杨老反对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没有上马,中国高能物理学,今天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番境地?从何谈论引领世界,做巨型对撞机呢?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以及后来的大亚湾中微子项目,至少培养了队伍,锻炼了人才,储备了技术,为今天和今后打下了基础。这段质疑,相信高能物理圈内之人,断难接受。 

巨型对撞机到底有多贵?

杨老反对的一大理由,是巨型对撞机造价高昂,可能上千亿元,既会冲击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有更重要的民生更需要钱。这些当然都有其道理。但丘先生估算400亿的造价,分摊在20年,每年不过20亿,抓一两个贪官的收益而已,在北京不过是一个楼盘,说低不低,说高也不算太高,况且会有其他国家承担。

但这样一个项目的辐射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除去科学本身的回报,这种大科学设施,对于方方面面的技术和工程提升,是非常巨大的,以学科的门户之见反对,非常短视。通过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将一举成为世界高能物理中心,丘先生所描述的成千上万名科学家从各个国家来到中国,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样的辐射效应,对中国的科研氛围和体制,都会产生巨大的正面冲击,这是每年拉经费的时候喊几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完全无法比拟的。 

也谈诺贝尔奖

国人的诺贝尔奖心结,似乎并没有随着屠呦呦先生首获诺贝尔科学奖而减弱,反对有变本加厉的趋势。现在动不动一个成果,就会被冠以诺奖级别的美名。一般老百姓如此追捧也罢,杨老居然也问“如果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会是中国人吗?”,确实让人诧异。

而杨老所断言的“建造超大对撞机,其设计,以及建成后的运转与分析,必将由90%的非中国人来主导,” 更不知有何根据。巨型对撞机如果在中国上马,正如杨老所说,“其中中国的份额必极可观,” 那中国人主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的情形,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已经体现。杨老实在是多虑了。更何况科学研究和发现,在于对真理的探知和追求,并非诺贝尔奖章可以概括。

生物学家的尴尬

最后也简单谈一个相关的话题,中国科学的另一片乌云。韩春雨老师的基因编辑技术,从最初被捧为“诺奖级别”,到如今一片棒杀,中间不过区区四个月,折射出许多的问题。 

与物理学和数学的严密逻辑体系相比,生物学家确实略有尴尬。Nature报道,超过70%的研究人员曾试图复制另一个科学家的实验并以失败告终,而超过一半的研究人员竟无法重复自己的实验。例如在肿瘤生物学文献之中,可重复性只有10%!这是今天生物学领域的现状。

具体到韩春雨老师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两个层面:是否可重复,以及是否造假。专业杂志前段报道,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研究组已经停止重复其工作的努力,等待别人的结果,也就是说还有三分之一的研究组还在继续重复。可重复性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定论。此其一。

如果确定实验结果的确不可重复,这在生物学中也司空见惯。但韩春雨这一工作显示度太大,关注度太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对中国科研体制是一个大的挑战。从谢灿与张生家论文争议不了了之来看,依靠体制本身解决,前景黯淡。如果又是那样一个结局,将非常糟糕,令清者不清,浊者不浊,会对中国科学再次带来巨大的打击。

因此,一方面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促请第三方国际专业学术组织详细调查,另一方面也呼吁学术争议在学术层面解决,不必大众娱乐化。无论是捧杀还是棒杀,受伤害的,都是中国科学,特别是这背后可能隐含的巨大商业利益与冲突。 

结语 

最后以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的名句结束吧。 

一切会议上对于提案的赞成和反对极少是就事论事的。有人反对这提议是提议的人闹意见。有人赞成这提议是跟反对这提议的人过不去。有人因为反对或赞成的人和自己有交情,所以随声附和。 

时光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我们中国人,会不会有点点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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