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60年前成立以来,美国在政府赞助医学研究方面一直保持一个领先的位置。然而在强有力的经济挑战下，这个优势正经受着挑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2013年财政的预算提案将冻结基线资金在2012年的水平，持续了长达十年未能跟上飞涨的医学研究研究成本。2011年的《预算控制法案》(BCA)强制要求全面削减也会影响医学研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联邦研究赞助商明年约维持8%预算削减。
政府削减对研究的资助将会在卫生保健系统和经济系统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并可能不可逆转地使长期习惯于接受稳定联邦政府的支持的实验室工作的人们妥协。此外,许多医学研究人员可以将他们的知识和资源转移到国外。事实上,五个新兴亚洲经济技术大国——中国、印度、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已经有医学研究政策到位，以填补更多的限制美国资助的空白。
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已在医学发现有本质高经济价值的前提下，合理增加科研预算。例如,墨菲和托佩尔表明,消除心脏病相关死亡预计有48万亿美元的资产，降低恶性肿瘤1%的死亡率可以节省5000亿美元。1然而,除了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更多的实际参数倾向于支持医学研究。
以地方和区域经济效益为例。美国家庭联盟2008年6月的一项分析显示,在2007年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财政,将近230亿美元的拨款和合同支持超过350，000个工作岗位,每一美元以商品和服务的形式直接产生超过两倍的国家经济产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说,在2008年将近100万美国人从事营利性医疗企业,收入840亿美元,产生了9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的产出,加强了保护美国的医学研究“知识中心”地位的重要性。2然而,BCA明年削减可能导致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基金减少至少2500,就业机会减少33000,经济活动损失高达45亿美元的。3因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只占联邦政府总体支出的不到1%,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是否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支出中削减8%对国家赤字或经济将会有一个明显的积极影响。
削减拨款可能导致的结果包括在美国医学研究劳动力的转移。2000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出医学研究人员的总体缺乏和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研究资金不足,正好与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拨款申请数量从2002财年的31%减少到2010年的19%。这种变化对代表绝大多数的美国生物医学科学的劳动力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来说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称,2009年受训于美国的14601个新博士后水平研究人员中近一半不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美国机构愿意投入资金、培训和基础设施来支持有才华的,坚定的研究人员,它将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资源浪费和减少联邦资助机制和消灭潜在的工作机会的糟糕的长期战略。事实上,金融支持的下降很可能鼓励医疗人员到别的地方寻找工作。
与美国相比,中国、印度、韩国、台湾、新加坡已经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医学研究观点和发展政策,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知识创新促进医学研究(见表)。他们的国家预算主要是基于科学研究和开发,和资金在不断上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预算目标从2到5%。印度医学研究的资助目标仅仅是GDP的2%。
亚洲的主要政府机构和他们用于医学研究的预算
研究基础设施经费的增加吸引科学家和组织对高质量的研究的兴趣,包括临床试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已移居海外,好处包括减少经营成本,更少的行政法规,以及更大的国际研究人员间关系的富集。临床试验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中国最高——达到47%——而在美国进行的数量已经平均每年减少6.5%。4此外,注意到亚洲私企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增长促使政策层面对缺乏知情同意、透明度、和其他伦理问题担忧的快速应对,从而进一步加强在该地区进行研究的吸引力。
亚洲的政策反映了对医学研究外在经济效益的认同。中国和印度都主张更多的政府资助的医学研究以改善健康相关的结果。中国支持增加一部分支出以实现小康水平,儒家的术语,意思是小康社会。2007年,印度成立了卫生研究部门,结合了生物医学和卫生服务，解释他们的研究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自1953年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议,韩国已严重依赖政府资助研究来减少贫困,让这个国家逐渐获得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医学研究是韩国的“577计划”至少两个核心技术中的一部分:医学技术,如神经影像,以满足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和有关国家安全问题和公共卫生,比如传染病预防和食品安全。
国家研究和发展项目一直是台湾至少50年内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2005年,该国开始开发“智能医疗保健”——类似于早些时候美国计划——医疗信息技术与质量改进措施相结合。在新加坡,医学研究和经济监督管理链接。例如,生物医学科学集团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在财务和设计策略上进行支持,增强新加坡作为一个知识中心的地位,而且私人公司Bio*One Capital直接投资于有前途的医疗技术。
上面概述的多元化策略允许亚洲国家系统地招募国内外的医学研究人员。在其知识创新计划中国通过提供慷慨的经济和物质激励积极主动吸引在美国受教育的华裔研究者们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科学院副主席表示：10多年前,现代的“研究和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更多人才的战争。”5. 2000年,新加坡直接投资20亿美元启动了其生物医学科学计划来吸引全世界的医学研究人员，以及对内部新兴生物技术公司和全球制药公司的税收优惠。在新加坡和印度,英语是科学通信、缓解担心语言障碍的主要语言。
20年来,新兴亚洲国家一直在设计长期策略以从医学研究中获利。与此同时,美国是依靠短期解决方案来支持它的医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如提供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和《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在美国医学研究投资减少会导致美国经济的长期损害，并失去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保留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精英劳动力强大的激励是必要的,以加强美国卫生保健系统和经济。
本文表达的观点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不代表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退伍军人事务部，科学、技术、和研究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