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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医保扩容还要多久 报销封顶线卡住生命
发布时间: 2013-04-27     来源: 华商报

  一场大病,击倒的不仅是某个生命个体,更是其背后的整个家庭。当家庭被巨额医疗费压垮时,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将起到无法替代的支撑作用。
  2013年,农村医保重点将向大病转移。肺癌、胃癌等20多种疾病纳入大病保障范畴,患者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最高可达到90%。这则消息被称为“蛇年新春送给农民兄弟的大礼”。
  但那些亟须扶助的病患谁又能等得起呢?当他们眼瞧着“福音”即将降临头顶,却迟迟未见实现,病情并不因此停滞。唯一的求生机会,就是——医保扩容能早一天兑现。
  已经过去好些年了,刘志刚教授还不能忘记这件事。那是一个两岁多的农村小男孩,患了儿童白血病。他家太穷,往往是筹到一点钱,来医院治疗一阵子。
  “有一年,正治着,没钱了,家人急忙赶回去收麦子。”麦子割了,卖了钱,小男孩又回来住院。
  就这样,断断续续治疗了四五年。最后,男孩死了。
  “可怜得很。”从医几十年的刘志刚说,一般老百姓凭一己之力看病很难,只有完善的医保制度才能给予患者保障。
  但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保障”还有太多的缺憾。
  无情的报销封顶线
  刘志刚是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西安交大一附院)儿科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治疗小儿血液病、白血病。在他的印象中,2006年之前,来自农村的患者不多,“不是没有得病的,而是没钱看,很多人只能放弃治疗……”
  这一年是个重要的节点。当年年初,卫生部联合国[微博]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和国家中医药局发出《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新合疗的展开由此加快了进度。
  “可见这项政策有多重要。”有了医保,“老百姓有了钱,病人都来看病了。”
  但目前的医保制度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保障水平低”成为亟待改进的问题。
  2012年9月,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要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设,扩大覆盖面,尤其是要提高保障水平,最大限度增加群众大病保障水平,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因病致贫问题。”
  同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中也重申了这一表述。
  只是,任何文件中的“加快”、“增加”字眼,落实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大限度增加”和“切实解决”的某个具体时间表出台之前,现行医保制度尚不能尽如人意。
  蓝田县尿毒症患者晓倩也参加了新合疗,当地政策规定这类病可以报销60%。她还办了一本红色封皮的特殊门诊慢性病手册,“这样可以多报销一些”。以她一年治疗费6万计算,可以报销3.6万。其实她根本拿不到这么多——还有另一条最高封顶线的规定在“卡”着。
  长安区尿毒症患者大伟,一年治病至少花费3万。大伟的父亲老李说,2008年合疗只报了两千,2009年3千,去年年中政策调整增加到一万五,年底报了两万——这是目前报得最多的数额了。
  白水县患者家属老赵说,该县新合疗的报销比例“比其他地方高一点”,按70%算,但封顶线更低,只有1万元。
  “合疗办只要1万块钱的票,多的票不要,没用。”老赵很无奈。
  这种情况各地都存在。山西省五寨县新合疗规定按70%比例报销,但也有最高封顶线10万。10万元已经是比较多的了,可面对更高数额的诊疗费,也是“一山望着一山高”。
  老李、老赵都说,哪怕不提高报销比例呢,只要不执行封顶线。要不然,再高的比例(百分比)都会被封顶线“压”住。
  病情轻,有人帮病越重,越没人帮
  患者及家属承受的不仅是医保不能完全保障的压力,还有病痛的折磨。
  3月下旬和4月初,记者多次探访西安多家医院的儿科、血液科病房。窗外正是一派春意,而病房里一片揪心的气息。
  西安交大一附院住院部6楼,儿科。40个床位中住了11个儿童白血病患者。靠窗的一张病床上,一个彩色的小摇铃孤零零的,显得那样刺眼。不到1岁的女孩小轩趴在妈妈怀里,左手戴着个小手套,为的是不让吊瓶的针头脱掉。她还那么小,却一脸痛苦,明亮的眼眸注视着来者,那种眼神让人不忍触碰。
  小轩的爷爷说,春节过后,娃突然发烧,一查竟然是白血病。老汉说着,呜咽起来,“娃太小了!”一家人犹如陷入灭顶之灾。
  作为医生,刘志刚只能直面这些小患者,除了用心诊治,他也为他们的治疗费忧心忡忡。
  “花钱真的像流水!”刘志刚带着记者在各个病房门前介绍患者情况:4岁的小卓正在接受化疗,必须住在空气净化过的“层流室”里,仅这一项每天就得300元,加上各种治疗费,不到一个月就花光了5万元。来自合阳县农村12岁的小可心,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为了省钱给娃看病,“家长可怜得每顿饭都嚼干馍馍”。
  在医疗一线几十年了,刘志刚越发觉得国家应当加大大病医保的力度。“娃得了病,家长都没了魂。”而当医疗保障真正能发挥后盾的作用,至少能给患者家属减少点精神压力。
  为何年龄这么小就会得白血病,刘志刚认为,这可能是由“生物因素、环境因素导致基因突变引起的”,具体病因并不清楚。作为“卫生部小儿白血病临床路径十名专家之一”,刘志刚了解到的数据是,陕西每年新发14岁以下的儿童白血病150例左右。而儿童白血病“不是人们所说的不治之症”,刘志刚的观点是只要在发病早期正规、连续、正确地治疗,儿童白血病是极有可能治愈的疾病。
  “但这需要十几万元的医疗费做支撑。”刘志刚注意到春节前有关儿童白血病等20种疾病被纳入大病保障范畴的消息,“早一天实施,就能多挽救几条生命!”
  有爱心机构对儿童白血病予以资助,“条件比较苛刻”,比如淋巴细胞白血病、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的中危、低危患者才符合其制定的标准和资助范围。“他们(爱心机构)的想法也能理解,希望资助一个,能见效一个。”
  结果就形成一个怪圈:病情轻一些的,有人帮,能得到6到9万元的资助。而病情严重、治疗费高、还不好治,反倒没人帮。
  “那么,这些孩子怎么办?”
  该“羞死”的不应是那些父亲

  4月16日中午,记者路过西安城墙含光门外时,被一名中年男子拦住问路。他风尘仆仆,挎着个蓝布袋,一手拿着一沓打印纸。他随手递过来一张,说,救救我两个娃吧。
  他叫雷晓锋,是商洛市商州区麻街镇雷凤村人,近十年来,在西安收废品挣钱养活家人、供孩子读书。过去,一年干到头,“不借别人的,余金还能有个几万元吧。”如今,为给两个娃看病,44岁的他已花了20万元,山穷水尽。
  2012年4月,一岁半的小儿子突然发病,左侧太阳穴长了粒“瓷豆豆”,诊断为恶性肌肉瘤,到当年7月,做了两次手术,“取出来鸭蛋大的瘤子”,花了5万元。
  儿子还没出院,15岁的大女儿又病了。当年8月,女儿左腿疼痛难忍,检查是“骨肉瘤”,医生当时就让截肢保命。老雷跟医生商量了整整一星期,最终保守治疗。结果在西安几次手术,花了12万,如今转回商洛,又花了3万,“光拍CT的片子有一斤重”,还没好转。
  治病的20万元大多是四处借来的,合疗只报销了一万二——刚拿到手,就又交给医院给娃做第二次手术了。而两个孩子得的病,都不在大病医保范畴内。走投无路的老雷来到西安,趁着打零工挣钱的间隙,跑到街头散发求救信。
  他给记者看肩头的伤。那是前不久给一家正在装修的家具城干活磨烂的。整整一车65吨的地砖,他一个人卸下来,电梯坏了,只能背上4楼,一天赚了120元。妻子伤心地哭了,说,累成这样,真划不来。老雷说,挣一点是一点……
  不久前,河南商丘一名年近半百的农民父亲赵长永,同样是为了给一双儿女治病,被迫脱下衣服,成为一名“裸模”。11年前,儿子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5年前,女儿又得了白血病。原本富有的赵长永,而今家徒四壁。
  这两个父亲的遭遇是个案。中国有十几亿人,要做好这么多人的医疗保障,自然不是一件易事。《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中有一组数据:截至2011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超过13亿,覆盖面已达95%以上,中国已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但在数字的背面,是如同雷晓锋、赵长永的儿女那样鲜活的个体生命。一旦患上大病,每个个体及其家庭都难堪重负。大病医保制度的覆盖面和支出力度,与每一条生死攸关的性命相连。
  有媒体采访那位做“裸模”的父亲,他说,我真是羞死人了,恨不得立马逃跑。雷晓锋也说,父亲曾是村里的老支书,生前每每教育他不能给政府添乱。
  其实,在雷晓锋、赵长永这些个平凡而伟大的父亲面前,应该“羞死”的,或许是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和救济制度。
  医生给患者“红包”杯水车薪的帮助
  “医学如果抽去了人文精神,就失去了灵魂。医生不是万能的,医学也是有边界的。医生不可能治愈每一位病人,但医生的天职是帮助所有的病人,治疗他们的病痛,温暖他们的心灵。”这是西安交大一附院东一楼电梯里宣传牌上的一段话,说出了很多医生的心声。
  刘志刚每每看到那些白血病小患儿的眼神,看到家长失魂落魄的样子,心情就很不好。常常有患者家属无助地给医生下跪,请求救救他的孩子,可医生面对高额治疗费也无能为力。
  在“上面通知还没下来”以前,医生能做的是倾力挽救。刘志刚每天在各个病房里走动,看看病人,询问用药情况,时常叮嘱主管医生考虑患者的经济条件,“用些不太贵的药”。蒋红利也是这么做的。身为西安交大一附院肾病医院副院长,蒋红利每天都要面对众多尿毒症患者。她说,陕西省尿毒症患者人数高达2.5万,这还是保守数字。
  “但到医院真正透析治疗的,并没有这么多。”蒋红利分析,没去治疗的患者大都在农村,“没钱,透不起。”就是这些能“透得起”的患者,也是不堪重负。按透析一次大约400元算,一周透析两到三次,一年得五六万元,“但很多人的医保只报两万,其余的费用都得自己承担。”蒋红利只能根据患者的要求,调整透析治疗方案,改为两周三次,“不能再少了,再少会危及生命。”而不充分的透析,以及没钱买其他辅助治疗的药物,会导致患者发生肾性贫血等并发症。
  接触得久了,蒋红利很熟悉这些患者的情况,每次医嘱都提醒他们吃药,也会问问家里的情况,对大病扩容的紧迫性也就感触越深。
  “虽说是杯水车薪,但有些诊费医院能免就减免了。”
  商洛人老雷也遇到了好心的医生。西安儿童医院、唐都医院的不少医生都很同情他的遭遇。今年春节,老雷收到两个“红包”,一个300元,一个1000元,都是娃的主治医生给的,还给娃提来一箱牛奶。这让身处困境的老雷觉得很温暖。
  这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老雷的遭遇实在太惨了,医生给患者“红包”,也是求得自我安慰。“就像新闻里说的那样,罹患一场大病就倾家荡产。只有完善的医保制度才能给患者真正保障的感觉。”
  早一点实现对谁都是好事
  问题是,完善的医保制度还要等多久呢?
  2013年春节前夕,大病医保扩容的消息被称为“蛇年新春送给农民兄弟的一件大礼”。微博上一片礼赞,说这项举措是解民难、暖民心、满民意,希望此举能够缓解、遏制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状。
  洛南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中心原主任陈晓成告诉记者,多年来,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该中心原则上是在做好合疗的同时,兼顾大病医保。“如果开展(大病医保),势必会冲击基本医疗的支付和保障。”地方财力是医保完善进程中的主要问题。
  记者从2011年10月发布的《陕西省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发现,“巩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章中提及“参合农民住院政策性补助随筹资增加而逐步提高”,同时,“开展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大病医疗保障,提高医疗救治和保障水平”。
  相关工作已经展开。上个月底,蒋红利参加了陕西省卫生厅组织的考察组,赴江西考察血液透析工作,感触良多。
  蒋红利发现,为了减轻尿毒症透析患者的经济负担,江西将新合疗的基本保险比例提高到70%,民政部门提供10%-20%的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减免5%,并改变支付模式,尿毒症患者即能得到每周两次的免费透析治疗。
  而定点医院则能享受到政府免费配置的透析机,补贴医院支出,从而保障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成本。
  江西的这项制度从2012年开展,此前4000多名尿毒症患者陡然增长到1.2万人。“不是说这些增长的患者此前没得病,而是没钱治,所以不在统计数据中。”患者人数的翻番,说明费用是制约患者救治的主要瓶颈。
  而一旦出台一项好政策,患者数量大幅增加,保障了他们享受基本治疗的权利。
  目前,陕西107个县(区)中,有80多个县都没建血液透析室。考察组在一份报告中透露,目前陕西的尿毒症患者新合疗报销比例很低,“只占到透析患者全年支出的20%左右”,患者经济负担依然沉重。而且,各地市报销比例和报销方式各自为政,给患者就医后报销也带来诸多不便。
  蒋红利认为,这次考察使陕西有望加快对尿毒症患者的帮扶力度。
  这无疑是一个福音。
  而对于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及其他“最普遍、最容易倾家荡产”的大病来说,还未见行动落实。
  大病医保扩容,如果能早一点实现,对谁都是好事。
  “不要让我们等太久。我们等不起。”这不是某个人的事,这是每个人的事。
  应对大病困扰新合疗亟待改进
  农村合作医疗,起源于上个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合作社。到1979年,全国90%以上的生产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经费由个人和集体共同负担。
  上世纪90年代,医疗保险改革提上日程。至今,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分为三部分:全民保健制度,城市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健康保险制度。
  从2002年开始,我国逐步建立了政府组织引导,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新合疗制度已覆盖约8.12亿人,覆盖率达98%以上。
  现在农民收入增加,得了小病一般不会动摇家庭根基,可是,一旦罹患大病,就会让大部分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此,社会满意度不高、保障水平较低、报销额度较少、登记报销程序繁琐,成为新合疗亟待改进的问题。
  2013年,农村医疗保障重点将向大病转移。20种疾病纳入农村大病保障,困难农民还将额外得到15%的民政医疗救助基金,这样加起来报销比例不低于90%。
  20种疾病包括儿童白血病、先心病、末期肾病、乳腺癌、宫颈癌、重性精神疾病、耐药肺结核、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血友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唇腭裂、肺癌、食道癌、胃癌、I型糖尿病、甲亢、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结肠癌、直肠癌。
  新合疗实际上就是农民的医疗保险,今年每个农民人均筹资标准达到340元左右,其中280元由各级政府来补助,这意味着新合疗资金的大盘子里今年可以给农民报销的钱有2700多亿元,增加的资金将使实际报销的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具体执行时间还有待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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